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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周有光:应该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作者:吴虹飞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13日 点击数: (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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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片背面,是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晚年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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