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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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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萧军说。在一次酒酣耳热之时，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随着延安整风开展，彼此身份界限越来越明显。
资料图：萧军第一次去延安
1938年3月，萧军从山西临汾取道延安，准备上五台山去打游击。他临时借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丁玲当时也暂住在这里。毛泽东得知后，迅速派中央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建议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回答：“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和培元走后，丁玲劝说道：“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萧军并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毛泽东亲自跑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共进午餐，萧军觉得此人谈吐不俗，可以交往。羁旅期间，萧军拜读了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论鲁迅》，接着又应邀参加陕北公学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操场会餐，没有板凳，毛泽东和大家围着桌子站在一起，大碗装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畅饮，萧军为之感动。五台山没有成行，但萧军并没有因为与毛泽东结识而留在延安。
萧军离开延安后辗转两年，于1940年6月再次来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协驻会作家。1941年7月，成立近两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原先挂靠在边区“文协”，属于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受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7月2日)一个月后，“文抗”从杨家岭后沟集体搬迁到蓝家坪，萧军在郁闷压抑、犹豫徘徊中随迁新址。
对作家之间和“文协”组织内部诸多问题的意见，萧军计划逐级反映上去，一定要有个说法。早在1940年9月8日，他就准备要去先见毛泽东，再见洛甫。未料当天就遇到洛甫冒雨亲自来杨家岭后沟，在丁玲窑洞里聊天并共进午餐。当时，在名义上洛甫是党的总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直接分管文化艺术工作。洛甫耐心倾听萧军对延安文艺界的意见，不责备任何人，劝慰他用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工作。1941年3月18日，萧军主动找到洛甫，把“文协”里的大事小事都诉说了。洛甫的表态仍然是原则性的，“他说这里是需要论争的，文艺运动需要开展，一些不良倾向应该指出”。萧军当时也觉得满意，事后又觉得不满意，因为实质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拔刀相向事件发生后，既然艾思奇的承诺不能兑现，洛甫和蔼可亲又近乎打哈哈，萧军经过慎重考虑，主动要求面见毛泽东，直接反映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和意见。
1941年7月8日，萧军日记详细列举了要主动约见毛泽东的事由：
决定了，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事情总应该明了了本质，再作决定，省得发生误解。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
萧军要反映的其实就是如何处理组织决定与个人意见之间的关系，个人意志在集体原则面前有没有位置，什么位置？萧军以为借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至于要到中共领导面前解剖自己，那是自我坦白，堵住小人们的嘴，维护自己的清白。
7月14日，萧军再次致信毛泽东，重申希望约见的理由，“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意，敬祝近好”，并附上上次信函的送达收条。7月16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来到萧军住处，告知毛泽东因患肩周炎，提笔写信不便，没能及时回复，待病情好转即安排见面。天气转晴，萧军心情大好。
7月18日午后，胡乔木派人送信来，通知萧军即刻到杨家岭，毛泽东约见。他们先谈鲁迅和延安鲁迅研究会工作计划，转而谈到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颁布施政纲领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监督政府。“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这种开放的情怀和开明的态度，极大地鼓舞着萧军。然后，萧军主动介绍自己再进延安一年来的生活工作观感，以及在“文协”拔刀相向的事情经过，得到的回应是同情和理解：“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萧军觉得自己在毛泽东这里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共党内可以沟通交流的人。进而对毛泽东因患肩周炎手拿筷子夹菜都要站起来，深表同情。对毛泽东用手从白瓷缸里捡茶叶吃，也很欣赏。他觉得毛泽东还保存着读书人的样子，“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此次会晤，从午后开始，持续到晚饭后，萧军才回到住处。第二天，他把会晤情况转告了舒群、艾青等人。
自1941年7月18日，至1942年5月29日，将近一年时间内，萧军日记记载自己与毛泽东直接交往十三次。主要是萧军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偶尔有毛泽东过延河到蓝家坪回访，也有数次是毛泽东让江青代表自己去看望或送书。他们交往的前期，每次见面都有书信便条预约通知，后期时常是萧军在傍晚散步途中顺便过访，警卫员通报一声，毛泽东有闲暇就随便聊一阵，没时间就作罢。有时兴致所至，毛泽东会在晚间八九点钟临时让人通知萧军去谈话。第二次见面前，毛泽东致信萧军说：“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显然，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毛泽东通过其他途径，进一步了解萧军的情况和为人，然后得出的结论。萧军觉得毛泽东没把自己当外人，够朋友，才交往，交往中打量着对方，也掂量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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