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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大哥
1942年元旦下午，萧军到毛泽东处谈到自己最近在研读中共发展史材料，缺少江西苏区那一段，随声吩咐：“你有工夫可以想一想看，给我弄个书目……”毛泽东回答：“我也是没办法的……他们中央研究院向我要材料，我也没有。”萧军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他们各人点燃一支香烟，谈得很投机，“我尽可能从各方面缓和自己语气，使对方不至感到拘束，因为这是自己的毛病”。可以想象，萧军自视甚高。他给对方定位：“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即使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代表的仅仅是“政统”。他给自己定位：“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共产党的朋友，人民大众的保护者。”他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我始终是文学中的‘王’”，所拥有的是“文统”，文以载道，更接近于“道统”，“我有责任用文学和艺术影响他们”。交往中，萧军认为毛泽东具有一定的思想宽度，但缺乏深度。“毛泽东对于我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因为他没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也许将来他对文学有更深一层认识，读过我的作品……也许我们有更深一层接近，但这至少要十年以后。”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萧军经常从毛泽东那里借书，也向毛泽东推荐好书，或者直接把书借给毛泽东，督促他去阅读。“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学，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所以，他坚信自己超越于任何党派之上，用一支笔管两个党，是天下人管天下事。
此间萧军致信毛泽东，抬头一律都是“泽东同志”。他以朋友的身份和语气关心毛泽东，叮嘱他注意身体健康。“你要把身体弄得好一点罢，不要为了一时需要，而减少了五年寿命，这是不上算的。”
1942年2月10日，萧军因为孩子需要一个小床，找毛泽东帮忙，晚间来到毛泽东住处。当时林彪刚从苏联疗伤回来，徐特立也在。萧军喝了两盅酒，更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来看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甚至连老婆我都不说……准备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准备着只剩下自己，这还不够，我准备一个脑袋……人在热闹场里没什么，能经得起寂寞，冷落，别人看不起……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党内的箭比党外还不好受……”这和后来他多次倡导的“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是一致的。他们脾气性格中都有一种不信邪，不要命，敢拼命的精神在。谈到毛泽东的讲演风格通俗易懂，不同于洛甫的书生腔，不同于王明的八股气，毛泽东感觉美滋滋的，如实告之其中奥妙所在：“你和农民讲话讲不通，他给你饭吃啊？”萧军相信，他们之间关系“接近是彼此影响着，进步着”。“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随后，萧军主要依据毛泽东此次谈话内容，撰文《论同志之“爱”与“耐”》，含有为毛泽东叫屈之意。文章送交毛泽东审阅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酒酣耳热之际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彼此身份界限越来越明显。萧军略有改口让步，“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意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日常生活里萧军非常注意分寸感。毛泽东偶尔参加“文抗”在蓝家坪举行的舞会，萧军在公众场合，绝不表现出过度亲切。“我们在人前得保持一种普通关系，省得一般人胡谈。其实我们的关系也很普通，主要是建筑在工作和革命事业上。”1942年底，萧军为打抱不平，被人控告到边区法院。他估计自己将被判刑，绝不找毛泽东这层关系。后来写信，是希望毛泽东以朋友或兄弟的情分，在他服刑期间帮助照顾家小。
过去因“中研事件”，为避免“嫌疑”计，故数月未造访，实常在念念中。目前我还不愿来访你，因我现正被人控告……审后我大约是要有罪的，待我刑期终了，那时我甚愿来访你一次。如果可能的时候，兹将我们原告被告及证人书面证明等各抄一份来。它对于整风应有些用处。文抗年来一切人事及党内外纠纷诸原因，大都具此了，我甚愉快有此鲜明结果。
我入狱后别无所求，只文抗尚留有一妻一孥，实萦我心，敢请照拂一二，铭感者恐非本身也。
所谓“中研事件”，即整风运动中，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分子”，萧军旁观批斗会现场，不满那种群众运动式的上纲上线行为，认为这是往人头上扔屎盆子，被陈学昭举报，受到集体批判，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帽子。萧军舌战群儒，不依不饶。至于该信所说抄录一份原告被告材料，以备整风运动之用，分明是萧军一厢情愿地误解整风运动的目的，以为全面整风运动是为了整顿各个单位领导层的官僚主义。
这种平等的、朋友式的交往，萧军不宣扬，但终身难忘。他的这些日记生前不公开，不示人。直到晚年弥留之际，他对女儿回忆平生时还说：“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此言可以当真。
萧军与毛泽东交往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按照党内分工，1942年以前，文艺、文化工作一直由洛甫分管。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党内高层整风运动，洛甫离开延安，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到陕北晋绥地区，历时一年多时间。为了补缺，毛泽东代管文艺、文化工作。萧军日记明确记载，毛泽东接手之初对文艺界情况，尤其是文化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很不了解。“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底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从萧军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延安文艺界矛盾不少，问题多多。不久，毛泽东约请老朋友萧三谈话时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他考虑制定一些文艺政策，通过规章制度来管理。萧军多次应邀参与讨论，确定了处理文艺问题的工作计划，即“先个别开座谈会，而后开一总的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当天日记中居功不辞地记载：“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萧军以为这次会议可以帮助解决文艺队伍与革命队伍配合作战问题，实际解决的结果却成了把文艺队伍整合到革命队伍里来，“文统”、“道统”统统归并于“政统”。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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