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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豪”高尔基:思想的误区,还是人格的悲剧?

作者:金 雁 来源:《经济观察报》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23日 点击数: ( 字体: )

 
 
高尔基(资料图)
 
文豪太忙?高尔基何以没有写出斯大林传有道是:
 
“时宜”未合休愧悔,“群魔”独服尔基公;
 
用心何须真善美,为言只作假大空;
 
兔死该烹翱海燕,鸟尽必藏射雕弓;
 
江山代有谀人出,岂必专宠始作俑?
 
斯大林地位稳固以后,政治对手一一剔除,个人崇拜已蔚然成风,于是斯大林与高尔基的蜜月结束了。斯大林已经不需要这样一个垫脚石了。
 
斯大林与高尔基关系微妙变化的一个征兆,是高尔基没有满足主人要他写传记的愿望。
 
托洛茨基在海外写过很多有关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想让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能够反驳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品。斯大林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他知道,高尔基是不是国内最优秀的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列宁的朋友,是国际上著名的大文豪,如果有一本由高尔基执笔的《斯大林传记》那将比任何丰碑都更有说服力。纪念碑只能树在一个地方,传记作品却是可以走动的丰碑,它可以进入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为了这本书,斯大林有时也不得不迁就高尔基,答应他一些有违自己意愿的要求,但是高尔基始终没有写。在档案部门为高尔基专门挑选出来有关斯大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材料上都有高尔基阅读过的痕迹,可以说他似乎已经具备了写作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终究没有动笔,高尔基的理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部长篇巨著中。斯大林当然懂得,高尔基是不会为他写传记的,并不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而是他不想写。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高尔基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
 
高尔基自己也清楚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信任,当玩偶、当工具要视主人的需要而定。实际上,在高尔基回国以后,与他交往的人都在监控之中。他与别人的通信“国家安全局”是“第一阅读者”。高尔基能阅读到的是苏联专门为他一人印制的“专版”《真理报》。在高尔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住所笼罩在一种“被监控”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雅戈达和“安全局”指派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明显的占有主导地位,克留奇科夫这个“非同寻常”的秘书成了高尔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各种电话、信件、请求、来访都被他拦截,什么人能见高尔基、或者说高尔基想见什么人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而对于国外的信息,不精通外语的高尔基也完全处于翻译的控制之中,他只能读到安全部门专门翻译的“外国舆论”。高尔基在国内的旅行同样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程监控。1933年起,高尔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许出国了。而更重要的是,1935年在高尔基重病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高尔基存放在伦敦的档案,从此对他再也没有什么顾忌。同时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了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的手里。
    
文豪之死:高尔基是被谋杀的吗?
 
关于高尔基之死,一直就有“政治谋杀”之说。起初这是斯大林时代的官方说法,说是他为“托洛茨基匪帮”所谋害,还说先于高尔基两年去世的他的长子也是“托派”谋杀的。大肃反时期无数人被指为谋害高尔基的凶手而掉了脑袋。这个说法载入《苏联大百科全书》,而且在苏联人已经戳穿了这个谎言之后的1960年代,这些文字却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以至于改革前的中国人都知道高尔基 “英勇捍卫了十月革命,后来被托洛茨基谋杀”!
 
如今这种说法自然成了黑色幽默。但人们是否因此就相信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呢?事实上,俄罗斯社会上一直流传着高尔基是被斯大林毒死的传闻。据说是因为斯大林马上要搞“大清洗”和“莫斯科审判”,对高尔基不放心,生怕他又会像曾经的那样“不合时宜”。同时高尔基存放在国外的档案已经落到斯大林手里,也就不怕他手中还有什么把柄了。所以斯大林责成雅戈达“好好照看高尔基,尽一切可能不要让敌人利用作家”。于是在雅戈达的“帮助下”,高尔基“患病”离开了人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对待列宁那样定期发表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三次前去嘘寒问暖地探望。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终于去世,在红场举行的追悼会上,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安德烈耶夫四人抬着高尔基的骨灰为其送葬,莫洛托夫致悼词,苏联官方对高尔基盖棺定论评价的调子拔得不能再高了。倒是受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左翼作家纪德在致辞中一语道出真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再也不是反对派分子了。”这真不知是对逝者的大褒,还是大贬。
 
关于深宫中的谋杀传闻历来是难辨真伪的。相比“托洛茨基谋杀高尔基”的曾经的官方说法,“斯大林谋杀高尔基”的说法尽管也没什么确凿证据,从逻辑上讲,倒比前者“合理”:比起1936年时早已灰飞烟灭的托洛茨基国内势力,斯大林当然更有谋杀的能力,而1935年拿到高尔基的国外档案,1936年他就死了,1937年大肃反便狂飙席卷,这不由人不产生种种联想!当然高尔基确实有病,可是以“治病”的手段蓄意加速死亡而不留痕迹,在宫廷秘史中向不乏例。说有此事固然难,说无又谈何容易?
 
而说无者也未必对斯大林或高尔基有什么好感。例如索尔仁尼琴从来就不同意高尔基是被斯大林谋害而死的这种说法,他认为“斯大林搞死高尔基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能够活得再长一些的话,对1937—1938年也会唱赞歌的”。索尔仁尼琴从骨子里瞧不起高尔基,对他的否定由来已久。有人评论道,索尔仁尼琴在撰写了《古拉格群岛》以后,就在道义上获得了任意批评高尔基的权利。因为索尔仁尼琴敢于向制度挑战,敢于和制度决裂,而高尔基则是“文人依附制度的典型”。在《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红轮》里,索尔仁尼琴有几十处提到高尔基,评价都是极其负面的。例如说,“高尔基这个名字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他充满了“谄媚和卖身求荣,与那些身陷囹圄仍能体现人性光芒的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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