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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了一生
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走完了他95载人生之路。从报刊上大量悼念文章和报道中，人们读到了杨宪益与他美丽的英国妻子戴乃迭的爱情故事，知道了他们合作翻译包括英文版《红楼梦》在内的百余种、上千万字中国文学作品的卓越贡献。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荣誉背后所承受的不可言说的巨大内心伤痛。在叹息他们的不幸时，我们当感恩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更加珍惜今天的幸运。
——编者
图：年轻时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2009年，又是春寒料峭的3月，杨家屋外的二月兰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访小金丝胡同转眼已经一年有余。每个周三上午，我进门后右顾，便会看见坐在绛色沙发上的宪益先生，从正在阅读的报刊中抬起头，笑眯眯地望着我，银丝般的白发把老人慈祥的笑脸衬托得无比灿烂。
虽然是随意的聊天，但我会注意尽量不提他的儿子杨烨。我知道那是老人的心痛，我不忍触及。我问，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确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不料，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我无语。
望着老人噙着泪花的双眼，我触摸到的岂止是后悔。
故事始于一个善意的预言
1939年，正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郑重宣布，她爱上了一个中国同学，准备毕业后同他一起回中国，在那里结婚安家。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亲，深谙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她耐心劝导着刚满20岁的女儿，“如果你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母亲断言，“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母女俩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乃迭暗自下定决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龄，届时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1940年初始，刚刚步入21岁的乃迭独自做出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她同杨宪益订婚了。他们的异国姻缘远远超出了母亲预言的四年，持续了整整一生，尽管他们的婚姻道路上不乏预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种种障碍与困境。
1940年夏天，戴乃迭带着儿时对北京童话般的记忆和兴奋，杨宪益怀着一颗对战乱中的祖国的忧虑和赤子之心，双双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柏溪和贵阳，他们虽然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但云集在大后方的文人学者，思想自由，谈古论今，撰文吟诗，针砭时事。活跃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与战乱的流离。1942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烨。
虽然生于战争的动乱与困顿，杨烨却成长得聪明伶俐、阳光可爱，恰如其名。乃迭在给儿子的教父迈·萨利文的信中把杨烨描绘成一个“小书虫”，吃饭都不肯放下手中的书，六岁的小杨烨已经熟读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儿童文学。
杨烨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妈妈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妈妈不要来接我。”他有时会这样央求妈妈。但有时他也会眨着大眼睛，不无骄傲地对妈妈说：“妈妈真漂亮！”
哪里出了差错？
1952年，10岁的杨烨跟随父母从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在学校里，他学习优异，很快戴上了红领巾，又佩上了两条杠。中学时，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但他没有怨言，认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真正的考验是在1963年。那年，学业优异、踌躇满志的杨烨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更是无可挑剔，他还是出色的长跑运动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杨烨，想象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碍。
发榜的日子到了，杨烨没有收到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等来的却是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杨烨懵了。该不会哪里出了差错？他期待着也许几天后会收到另一通知，告诉他搞错了。然而他失望了。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而他的出身是无法让他通过政审的。
杨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并没有气馁，他越发更加积极地表现自己。“文革”开始，读大三的杨烨积极投入了这场红色风暴。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从不骂人的杨宪益骂了儿子“混蛋”。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外国人面孔。
祸起萧墙
1967年12月，因“文革”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听说自己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分配。宪益、乃迭都表示了对儿子的选择的支持。
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杨烨的外国人面孔一下子成了众人指手划脚、观望议论的对象。在一个没有文化可言的小县城，杨烨是孤独的，他写信要妹妹杨炽给寄些书籍来，不料却祸从中起。
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包寄走了，书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竟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1970年3月，杨烨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批判。
1972年3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但没过多久，乃迭和宪益就发现了儿子精神异常。乃迭在给友人大卫·霍克斯的信中说，“儿子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不顺心……如果他能调回北京，也许情况就会大大改善。”
1973年9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
1974年10月，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他的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从7月开始，杨烨三次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他一心想“回国”，拒绝承认宪益是自己的父亲，拒绝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只讲英语。但他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1975年11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12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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