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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释中国”比“改造中国”更重要
【导读】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郑永年最大的痛惜正来自于此，“不仅中国，整个亚洲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被殖民’。”
资料图：郑永年
清晨，广东顺德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宁静而优雅。落座后，随口谈及近期的社会问题，郑永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很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了中国问题研究，希望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亚洲，“我不一定能够建构起来，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
带着这个学术理想，郑永年奔忙于新加坡、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考察、撰文、著述、演讲。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中国”。
先问“中国从哪里来”
中国要向哪里去？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庞大命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挣扎。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81~1988年在北京大学本硕连读，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大多数60年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经历过70年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幻灭，走过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挫折，也见证了90年代经济变革的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面对一边急速上升的中国经济，另一边对立分化加剧的中国社会，却陷入了困惑。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满怀理想地要改造社会，30年后，却发现这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社会道德开始滑坡，信任感缺失，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渐趋对立，这些都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不理解，所以我要回答为什么。”
在各种主义对“中国向哪里去”开出种种药方，左右派因此陷入渐趋极端的争论时，郑永年却回过头，试图追问“中国从哪里来”。
郑永年引述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药方。”
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郑永年如此写道：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
看过中国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他认为，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中国未来的发展，则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
“别人有批评我的自由”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模式”争论升温，在众多媒体和学者的文章中，郑永年的观点被引述颇广。
因为批评过度集权和国有垄断，郑永年为左派所排斥；因为支持一定的中央集权和现存政党体系，他也不为右派所接纳。郑永年并不介意被排除在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更多地将之作为一个对象进行分析，“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右派原教旨主义’，而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
即使刻意地保持距离，作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郑永年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扯进了这场中国模式争议。
2011年5月30日，自由主义学者秋风在其微博发文称：“复旦的上海论坛闭幕式，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信息一出，马上引发媒体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大幅转载和讨论。从不上博客和微博的郑永年并不知道自己已置身争议中心。
代替郑永年在其微博回应的，是他的同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王江雨称，“微博不可靠处甚多。”据他对郑永年的了解，“一、郑永年有多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政府利益集团批判最力，不大可能鼓吹这种话；二、郑一直是中国公民，不是新加坡人。”
王江雨稍后致电正在上海虹桥机场的郑永年了解此事，再发微博说，“郑说他从未说过中国模式完美无缺，只是指出，现在左派认为中国模式最好，自由派则认为其一钱不值。这种大对立不利于建设性讨论，要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和西方世界均不同这个客观事实（比如中国领导人有任期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竞争的政体。”
随着发言稿的公布和当事人郑永年的不正面回应，看似不可避免的笔战没有打起来。两天后，谈及此事，郑永年丝毫没有动怒，也没有辩驳什么，“我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我的观点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本质。”
对于导师的态度，郑永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不意外，她说，“我们偶尔也向郑老师提起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他总是笑笑就过了。”
对于别人的商榷和批评，郑永年从不回应。他说：“别人可以批评和挑战我的理论，我相信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开放的，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这样知识界才能往前走。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回应。社会上有很多事情消耗你的时间，人还是要约束自己，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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