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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发出第一封新闻专电 骂蒋介石娶宋美龄
起草孙文就职宣言
1911年初，张季鸾学成归国，他的学长于右任和宋教仁前一年创办了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归国后，张季鸾成为了《民立报》编辑。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的报纸一度相当保守，起义半个月以后，《申报》的评论题目，还是《革命军与政府》《近日各种人之心理》《大战后之危言》等等。11月初，该报刊载外电，说革命军占领的汉口失守了。大批愤怒的群众聚集而来，捣毁了报馆的橱窗。于右任、宋教仁和张季鸾，都在《民立报》发表评论，为革命叫好。
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已经是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首任总经理的张季鸾，前去拜谒孙文。他请示说，准备发行的中国银行钞票有两种图案，一种是孙文的头像，一种是周公的，周公是历史上最早注意理财的政治家。最后，孙文决定用后者。
因于右任的保荐，张季鸾和任鸿隽等人担任了孙文的总统府秘书，并为孙文起草了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孙文就职时，张季鸾发了一封电报给《民立报》，报告临时政府成立及孙文就职的简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新闻专电，张季鸾对此颇引以为豪。
1912年，24岁的张季鸾奉命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此时，北京的报纸颇为发达，创办较早的有《北京日报》《晨钟报》，新创办的有《亚细亚报》，日本人创办的《顺天时报》等，另有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和《京津泰晤士报》等。这些报纸，有的吹捧袁世凯，有的支持立宪派，有的同情国民党。在朋友李根源、张耀曾等人的鼓励下，张季鸾于1913年创办了北京《民立报》，自任总编辑———这也是他首次独立从事新闻事业。
当时，创办一个报馆不需要多大资金。印刷厂有一两台四开平板印刷机，即可代印。编辑部只要有一两个助手，两三个校对，再雇一些报贩叫卖即可。
为报道两度入狱
1913年3月，国会即将选举，宋教仁奔赴南方各省，为国民党发表竞选演说，不料20日在上海遇刺。其时，袁世凯以恐怖手段压制北京报纸，而他对于南方用兵也“急如弦上”。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秘密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与日本记者时有来往，他从日本记者处看到了合同全文。立即在上海《民立报》披露了这桩交易，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当天晚上，军警包围了北京《民立报》，张季鸾和曹成甫被投入军政执法处特设的狱中，遭囚禁三个多月后，经好友李根源等人的多方营救，才恢复自由，并被驱逐出京。而曹成甫则死于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了《铁窗百日记》。并全力抚养曹的后人。
1916年，袁世凯病死，张季鸾再度来到北京，任《中华新报》总编辑，他还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张季鸾署名的“一苇”通讯，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讯，同时脍炙人口。
1918年秋，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张季鸾在《中华新报》披露了这一消息。段祺瑞命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查封了《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张季鸾等人再次入狱。半个多月后，经国会抗议和多方营救，张季鸾才恢复自由。
1926年，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决定接办《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自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创刊至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张季鸾一直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之久，开创了他一生中从事新闻事业的鼎盛时期。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张季鸾逸史
三骂大佬
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呜呼领袖之罪恶》中，斥汪精卫“好为人上”的领袖欲。
三骂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张季鸾12月2日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中称，“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属于本能的发动……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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