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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编者按：12月5日，（华中师大）校报编辑部收到章开沅先生的来信《实话实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读后令人动容，我们再次被先生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大师风范深深折服。章先生的来信对于我们当下的浮躁浮夸学风可谓是一剂良药。特转载如下：
辛亥百年，媒体热议，这是极大好事。但间有称我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者，令我颇为不安，因为我并非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辛亥革命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1912年以后就有许多辛亥革命的论著出版。及至1930年代以后，各种著作问世更多，其中如邹鲁、陆丹林等前辈，治学严谨，功力尤深，其著作至今仍有学术价值，堪称辛亥革命研究的先行者。
即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辛亥革命而言，黎澍在解放前已有相关著作问世。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研究辛亥革命并有论著发表者应推陈旭麓、李时岳，而李泽厚、张磊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渐露锋芒。
如果仅就湖北地区而言，汪贻荪早在抗战期间即已重视辛亥革命研究，我最早利用的那些原始资料许多都是他收集珍藏并慷慨借阅的。解放以后，贺觉非来华师附中任教，常邀我谈辛亥史事，早已编纂武昌首义人物传记。我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建议并参与筹备首次全国辛亥革命学术会议而已。
我确实说过“把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引进来，把国内辛亥革命研究推出去”之类豪言壮语，那无非是表达自己从事中外学术交流的一种抱负，也不是指望自己一个人。胡绳武、金冲及、龚书铎、李文海、杨天石等一大批卓越学者，都与我共同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奠基，而一批又一批中青年才俊是在把辛亥革命研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我还不能不提到已故的林增平，他与我共同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由于出版最早受到各方赞誉。但为这120万字巨著所费心血最多的是他而并非是我，因为我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占去不少时间，而且在编写初期一度为高血压所困扰。他与我合作最久，情如手足，我不能埋没他的劳绩。我常说：“后死者应该在回忆往事时有所自律”，因为在“口述历史”中常可看到有些人任意夸大自己的作用，漠视乃至抹杀他人的功勋。死者虽然无言，但事实客观存在，在追述往事时必须触摸一下自己的良心。
我感谢辛亥百年期间各界人士对我的关切，包括鼓励也包括批评。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作以上必要说明。
学者简介
章开沅，中国历史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6年7月8日生于芜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 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1954年以来，他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年则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在研究中注意社会环境的剖析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
武汉晚报：史学家章开沅自摘“第一”帽
本报讯（记者 屈建成 通讯员 党波涛 实习生 侯晓霜）在功利时代众人争当“第一”，然而章开沅却摘掉别人戴在自己头上的“第一”的帽子。针对有媒体报道称“章开沅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说法，12月5日，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大老校长章开沅先生撰文澄清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在这篇《实话实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文章的开头，章老就表示：“有人称我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者，令我颇为不安，因为我并非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章老说，辛亥革命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曾研究过辛亥革命，并取得不少成就。
章老还称：“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作以上必要说明。”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海内外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有许多媒体称章开沅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12月5日，该校官方网站公布了章开沅的这篇文章，一天之内就有2000多人阅读，有不少人表示： 再次被章先生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大师风范深深折服，章先生的文章对于我们当下的浮躁浮夸学风可谓是一剂良药。
网友认为，在当下都“争当第一”的浮躁功利时代里，章先生摘掉别人戴在自己头上的“第一”的帽子，可贵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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