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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死”的陈寅恪:被红卫兵的高音喇叭吓得浑身发抖
【导读】王国维可以死,而陈寅恪不能。因为静安先生那不死的灵魂,还有他可以托付,而他尚无可以托付之人,一副皮囊虽不足惜,但那“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灵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不能无处安身。因此,他以煎熬着的残病之躯挺立着,超越了生理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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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国精神的高岸轰然坍塌一隅。
1月19日,梁启超因协和医院值班护士之误,死于手术医生之手。
3月15日,梁之好友,南开新私学创始人,用一生来“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信守“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的严范孙先生,亦病逝于天津了。随之而来的夏季,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在党国派来的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先生的演讲声中终结了。
静安之碑
这一年的6月3日,乃王国维绝命两周年纪念日,值此国学院谢幕时,清华师生请求为静安先生(王国维字)立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南。
碑之铭文,清华人敦请陈寅恪先生来作,寅恪先生椎心泣血,发为斯言: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斯言一出,正本清源,非独为静安先生立一丰碑,实亦欲以静安先生为表率,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立一文化个体性的精神丰碑。
静安先生临终前,留下绝命词:“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五十而知天命”,王国维和鲁迅,都预见了革命就要来临。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发表《阿Q正传》,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前者是文化革命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传奇。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大谈“殷周之际革命”,他多么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革命,没想到他曾向往的革命,召唤出来的却是吃人或被人吃的阿Q们。
鲁迅作为“狂人”之一,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王国维太单纯,他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革命,无法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间生存。
当即将来临的革命,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他将怎样的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他面对的革命,不但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反而要毁灭其文化理想。
一种文化理想,当其受难时,必有殉之者如静安先生,亦当有守之者如寅恪先生。
记得梁任公在袁氏复辟帝制时曾说,哪怕四万万人都服从了,只剩下他一人,他也要反对帝制!不为别的,只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我们相信,他对国民党训政及其党化教育也会如是说。
此二人者,静安之死为悲剧,任公之死如喜剧,惟寅恪先生,受尽折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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