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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高华：研究近现代史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1971年，南京图书馆局部开放，当时还在南京纺织品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上班的高华，利用介绍信办了一张集体借书证，这成为他另一个重要的阅读来源。《史记》、《通鉴选》、赵翼的《二十二史剳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一批历史学、古典文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都有了精读的可能。
一位在江苏省歌舞团负责资料管理的老师，进一步推动了高华在读书和思想上的进步。这是一个省级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内部刊物，通过这个老师，高华很容易读到了班达列夫《热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苏联文学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内部书店也逐渐松动，一些销路不太好的书籍也可以卖给普通顾客了。高华买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切·格瓦拉传》、《历史的见证》等书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细阅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莫斯科岁月》等作品。
高华说，正是如此大量的阅读，在夯实文字功底的同时，让自己逐渐养成了善于观察、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和能力，“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呢，老师、父母不可能告诉我，就是从这里来的。”
只是，书读得越是多，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越是无法理解。
现在，病中的高华，连外出散步都少了。刘韶洪尴尬地笑笑说，两口子的共同爱好，可能就是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病后高华更是书不离手，即便在手术间歇，床边也常常放着几本书，对此他无奈地说，“不看书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让高华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够，病前应承下来的一项写作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的撰写，不得不退出。
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在准备推出10卷本的大型丛书里，作者队伍汇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代史一流专家，除了高华，还有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卜伟华、韩钢等人。
谈到这里，高华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南都周刊：研究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有无压力，你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其人的？
高华：首先，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我的大背景是中国近现代史。我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历史学有一套意识形态修辞学和写作潜规则。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是完全非功利的，它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兴趣。因此，我从不考虑这些禁忌、天条、八股，否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研究20世纪中国史，包括国共关系史，绕不开毛泽东，因为他覆盖了20世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中国的所有这一切，胜利或者失败，都跟他有关系。但是近30年，没有哪个领导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做这个研究。
南都周刊：常有人提到毛氏余威，对毛泽东研究及评价，这些年有没有新变化？
高华：毛在官方叙述里是伟大的、平等的、光辉的。顺着这个口径说话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
南都周刊：国共谍战片很热，故事里总是共产党的渗透力强过国民党，就你的研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另外，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在这些年间是否有新变化？
高华：我觉得谍战片有些反讽。第一，中共地下工作者潜伏到国民党内，导致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这是事实，我父亲以前就从事这种工作。第二，凡是这些谍战片里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蒙受冤屈，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我们的革命叙事当中，地下党从来都是附属的、边缘的。
说到信仰，那时候的党员肯定是有信仰的，我父亲自己就跟我讲过，他除了留出少量生活费，剩下的工资全都交了党费，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对没有去过的延安和解放区充满了想象。
现在的党员肯定功利多了，比如考公务员，规定党员才能录取，那就只能入党了。
南都周刊：从80年代到90年代，独立研究和写作对你来说，是怎样一个过程？
高华：80年代写的文章相对少一点，参加集体项目比较多。当时我个人觉得我写的最重要的文章是《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这篇是我在当时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
其他文章也写过，但是思想性方面，或者个性色彩方面不是特别突出。90年代之后我就开始慢慢挣脱出来，当时我最先写的第一篇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在邓正来办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我是他们最早的作者之一。我写了一篇《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1.5万到2万字，《红太阳》这本书里面好多内容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我参加了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写国民党30年代的党治国家这一块，基本上把我对民国时30年代的东西梳理清楚了。
再一个是我婉言谢绝的，本来是预定我写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到成为延安模式的过程，可90年代初那样一个肃杀的环境下，能写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就没写。
南都周刊：当代人写当代史，难点在哪？
高华：我们看距今很近的历史，由于资料没有全部公开，只能是一般性地看，可能并不全面，可能会受当下情绪影响。另外，臧否人物或事件，必然会牵扯到一些人，这些人有些还在世，或后代在世，这就有很多麻烦，尤其在中国，国外还好一些。
一般来讲，我指导学生做历史研究，最近50年的不写，起码要40年以前的。有的朋友最近的历史也照写不误，我是不写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属政治学或其他学科范畴。
过去我们讲中国近代史，长时间以来只讲到1949年以前。在1930年代，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只能讲到辛亥革命，讲到清王朝覆灭就差不多了，以后的不好讲。国民党一党专政，你讲它的革命、兴起，对它进行点评？作为一个独立学者，见解总会和官方的见解有差异的。
学历史，学文学，学其他东西都一样，没有一定的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是很难的。历史学家除了查看、考证资料之外，最关键的是看问题的眼力，所以我们过去讲这个叫“史识”，特别重要。一些好的历史学家，像余英时教授，他的看法非常深入。唐德刚先生虽然和他们的路子不一样，但点评经常也是酣畅淋漓的，传达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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