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治博弈：一场被遗忘的多党制试验

作者：杨光来源：爱思想网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9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一

中国曾经有过一段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多党制试验。我指的是1911年底至1913年底大约两年时间的政党政治。

那时候，党禁初开，皇权新亡。“旧者已去，新者未得”（严复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时间，会、社如过江之鲫，党、团如春草怒生。三五个人就可以发宣言、招党徒，有的名人一人而兼九个党籍，有的小党全党凑不足一打党员，诸如此类，均属正常。于是乎，吵吵闹闹，喧喧嚷嚷；小党谋合，大党欲分；内引外联，合纵连横；林林总总，生生灭灭。那真是一个立党无门槛、参政无忌惮的年代。

自古以来，没有豪门家世的普通中国人若要加入政治圈，只有两条途径：一条，乱世凭武力，此路险峻；二条，治世靠科举，此路狭窄。忽然间，一条全新的坦途、一条透明的捷径，展现在了国人的面前：这就是政党政治之路——以政党通声息、聚势力、拉人气，做议政参政的据点，当进仕入阁的桥梁。

从1911年底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政治性公开党、会、社、团，有案可查者多达682个。这毫不奇怪，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政治变化。统一党、统一共和党、社会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工党、自由党等一干政党迫不及待应运而生（今日大洋彼岸有些华人在争“中国民主党”的招牌，殊不知此物有来头，乃是百年古物。民初老民主党主要由曾经发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宪友会旧人组成，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为头面人物，该党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并隐奉梁先生为领袖，以梁氏《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为政纲。其实，大约除了“保守党”、“共产党”、“绿党”之外，其他当今常见的政党名目均已在民国初年被前辈们“抢注”过一遍了，可千万不要低估我们前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据当时的报纸描述，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往往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可见，自由组党、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已经不仅是民国公民的权利，更是当年的政治与社会风尚。

今人也许会羡慕民国的前辈有如此散漫如此放纵的结社自由空间。不过，我们得知道，那并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常态，只是从封闭社会猛然跨入自由社会的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脆弱的过渡状态。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中共一党专制宣告终结，我们还将会遇到政党如林、候选人成群的类似局面。那一点也不奇怪，除非将来的执政者（或执政党）比当今的共产党还霸道还厉害。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能比百年前的先辈多有长进。

二

帝制的崩解、民国的成立，使人们熟透了的旧的政治运作方式变得不合时宜。请注意，绝不仅仅是旧官僚、旧机构变得不合时宜，即便是因革命胜利而一时风光无限、前程似锦的革命党，其组织结构、组织功能与行为方式也同样变得不合时宜。或者毋宁说，革命党比之旧官僚、旧立宪派，反而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一个以宪政民主（而非打天下坐江山、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新国家、新政体、新政府而言，革命的胜利几乎立刻使得革命党人陷入了窘境：大总统的位子不得不给了袁世凯，国家大权无从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这已经够憋闷了，但也就罢了，更不幸的是，若宪政民主一旦建成，将从此使革命党暴力破坏之独特长处再无用武之地。暗杀与暴动已经不能公开鼓吹、大举实行了。（但革命党人仍在悄悄地实行，比如，孙中山陈其美一派为了争权夺利竟然刺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亲自执行此一暗杀任务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党国元首蒋介石先生。另，章太炎、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等民国政坛要人也均曾遭受过或收到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威胁。）对革命胜利之后的新政局，好象只有两类人最不适应，一类是某些清室成员，另一类是某些革命党人，他们正是与这场革命休戚相关之人。某些革命党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因此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对于宪政民国，倒要比旧官僚、旧士绅们更加心神不安，更加不知所措。革命就要收场了，革命者却没有得到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东西，而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却再也排不上大用场了，他们能答应吗？

应该说，革命党的一部分大佬有所不适、有所反弹，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那些与会党、黑帮有血肉联系的革命党人，如陈其美，如应桂馨之流（应桂馨即是刺杀宋教仁的直接买凶人，此人是陈其美深交密友，亦是孙中山信任之人，难怪有人说宋案是革命党杀革命党），这些人除了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之外，已找不到革命胜利之后自己未来的政治位置：宋教仁及其国民党可以去国会、去内阁、去参政议政，只会捣乱无能参政的这些人又要去做什么呢？诚然，他们不无痛楚地感受到，胜利后的失落更要远远大于胜利前的期盼，一个宪政民主的新国家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渴望的荣华富贵大红大紫，反而剥夺了他们行使暴力、与官府为敌的革命权利，他们从此将变得多余，他们所热衷的那一套非正常政治从此也将变得可憎可怖。

事实上，同盟会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章太炎公然宣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言下之意是：若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便证明其标榜天下为公是假，立党营私才是真。宋教仁提出“改组”论，主张与喜好意气用事的激进派革命分子相切割，“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宋并大胆付诸实施，将同盟会与其他四个政团合并改组为公开合法的新型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一派严厉批判了章太炎的军起党消论，也十分反感宋教仁的改组论（多年以后胡汉民甚至称宋教仁是革命党第一罪魁）。孙派认为，革命胜利之后不仅要保存同盟会的名号与人马，更要保存革命团体的破坏性能力和革命者之间的秘密组织方式。无奈宋派因时合势、顺应大局，在党内超过孙派占居多数，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甚至也被同盟会改选为由汪精卫出任（但汪精卫拘泥于旧式伦理固辞不受）。种种难堪际遇，逼使孙氏“功成身退”。“政党迷”、“议会迷”宋先生似乎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倾力投身于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先生告诫我们说，“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度者，则莫如政党政治”；“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奋斗”；政党应以公开合法的手段相互竞争、“相摩相荡”，而不宜搞人身攻击，更不得互害互杀；政党“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党处于监督地位”。宋教仁认为，民主宪政非政党政治不可，政党之于议会，应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而为适当之监督；政党之于选举，则应光明正大，“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以宋教仁之金玉良言、之真知灼见，比之孙中山的训政高论、毛泽东的专政猛论，孰适于自由民权？孰利于民主宪政？岂非一目了然。惜乎好人薄命，宋先生英年不测。宪政未成身先死，长使我辈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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