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巴黎公社情结

 

 

1972年底，福建省莆田县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上书毛泽东，反映他们那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而他则“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第174页）。1974年11月，广州街头的一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虽然运动已进行了8年，但仍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触及家庭、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由“人民公仆”转变为“人民的主人”。（参见《位卑未敢忘忧国》第232页）。1974年至1975年间，南京的一份题为《反对特权》此大字报原名为《为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而奋斗》。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解决修正主义赖以产生的特权制度问题（参见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415~418页）。毛泽东对民间呼声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有所察觉。1973年4 月，他在给福建那位小学教师的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这种坦率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理想没能实现的失望和对现实的无奈。

 

到后来，公社的经验已经被“四人帮”实用主义地变成愚弄群众的工具。为建立一支自己可以掌握的武装，他们论证说：“普遍武装工人阶级，是巴黎公社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1期，第38页）。1976年10月，当“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得知江青等人已被控制时，竟然准备举行暴动，叫嚣“打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激情已杳如黄鹤，当时似乎伸手可及的平等、公正也恍若隔世，人们对公社理想的热切憧憬和追求也如明日黄花。所以，尽管当时官僚、特权之类现象更甚于前，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已溢于言表，但希望借助巴黎公社方式解决问题的呼声也已大不如前。这一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败坏了巴黎公社的声誉，一则是由于人们经过反思已经多少认识到，照搬100年前外国的经验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这些反思者中，既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热血青年，也有历尽沧桑、不懈探索的理论家。在动乱中，顾准，一个正在经受种种磨难但又清醒的思想家，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已对教条主义地照搬《法兰西内战》的种种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目光指出，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在现代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里实行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第242、244、253、159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清谈馆式的议会深感厌恶，十分向往雅典民主。然而，行政机关是取消不了的。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对于几代共产主义者对巴黎公社分配原则的向往，顾准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顾准文集》，第252、159页）。

 

五、对“文化大革命”中巴黎公社情结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例如，1968年5月轰动世界的巴黎“五月风暴”中，学生就曾高举着“再造一个巴黎公社”的旗帜。它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矛盾在中国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向我们提出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破解“世纪难题”

 

近代以来，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都存在其结构性矛盾，因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为各自的深层矛盾所困扰，并通过调整和改革，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就是对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应。

 

如果只是从国内因素看，“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其初期）的巴黎公社热是基于对公社内在的两重因素及其解释促成的：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一是反对“走资派”从国际方面的因素看，当时对巴黎公社的大力宣传主要是为了反对苏共等的“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等，强调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普遍意义。这两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提出，都与传统社会主义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某些一般特征。例如：这种政权形式不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式的间接民主，而是议行合一的、人民参与管理的直接民主；管理人员不能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等等。根据这一设想，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希望把俄国建成巴黎公社式的国家。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它由工人和雇员组成，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参加管理国家，使所有人都能执行监督和监察职能，使所有人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等等。但十月革命后的实践证明，这种直接民主、议行合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其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基本上属于政党、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它为战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沿用。这种模式特别强调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政一体、政府主导、计划经济、高度集中、人民的管理变成代表人民的管理、等级授权和服从的经济政治体制、强大的政党与国家权威等是其突出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设计相比，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已出现很大的差别。由于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这种体制在带来高速发展时所造成的强政府、弱社会，削弱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个人权利，发展着滋生官僚主义、特权的条件在这里，官僚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体制而不是一种作风。但从行文需要出发，此处还沿用此概念。或者说，传统模式缺乏抑制官僚主义的体制资源。这是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强大的行政力量实施赶超战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发展初期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一个难以避免的弊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不能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只有少数高级官员说话才算数。苏共所说的工人是主人翁是空的（参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时至今日，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官本位对整个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是苏联经济、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官僚特权阶层的称谓众说纷纭。早期的德热拉斯称之为“新阶级”，之后又有米尔斯、扬诺维奇等称之为“统治精英”，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官僚主义者阶级”以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则认为它与美国的技术统治阶级和权力精英相类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经验，用公社经验更新社会主义的设想一度使人耳目一新。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的理想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强烈预期、诉求相比，传统模式中这种弊端显得尤为突出和不协调，产生或酝酿着众多的社会矛盾。而如果与这种体制弊端并行的还有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两者的危害都会被加倍放大，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不仅是因为用阶级斗争方法认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片面和低效，更因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必然会更严重地破坏社会民主、必然会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因而更助长一种借助扩大化去压制群众、破坏监督的官僚主义。反过来，扩大化又因此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丰厚土壤。“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8页）在这样的氛围中，民主、监督、人民参加管理往往已无从谈起。

 

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又因中国的特殊国情显得更为突出和尖锐。一般来说，中国长期革命的传统和经验、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更深层次上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正、平等、民主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期望，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特权之类问题更为敏感。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更自觉、更迫切的考虑，为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党对克服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毛泽东往往把官僚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作风或旧社会的遗留，当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阶级斗争问题。这不但限制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视野和努力，也助长了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