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导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

 

　　村干部的角色研究是乡村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这个群体在乡村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角色,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前瞻性指出由于传统的中国官僚体制无法扩张到乡村地区，因而在农村地区村民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局面，而真正的掌权者是那些非正式官僚的“地方人” [1]。一般而言，“地方人” 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不会心甘情愿作为外界政权的代理人，而是会认同自己村庄的利益，[2]因而可能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士绅”和“经纪人”是典型的“地方人”，张仲礼从“士绅社会”研究范式出发，认为士绅阶层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代表本地的利益，平衡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维持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协调 [3]。但在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士绅可能蜕变为权绅。而杜赞奇（Duara）认为“士绅”的范式难以真正解释解放前复杂的农村社会乡村精英的角色，而是将官府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社区利益免遭国家政权侵害的保护型经纪，另一类是被国家权力所利用，视乡民为榨取对象的“掠夺型经纪” [4]。不管是士绅的视角还是经纪人的视角已经很难解释当今时代的村官角色，但对于探讨新形势下的村官角色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双重角色”是探讨村干部角色时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萧凤霞（Helen F·Sui）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等的个案研究，认为乡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区的中介者，更多地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但也经常“变通”国家政权[5]。戴慕珍（Jean C·Oi）指出村级领导人一方面要执行上级的指令，扮演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要为村民的利益不断地同更高一级政府讨价还价，使村民不受国家太多征收之苦[6]。不仅海外学者在探讨村干部的角色，国内学术界也没有忽视“双重角色”的探讨，而且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的观点。徐勇指出村干部群体身处国家与农民夹缝之中的结构性两难，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7] 。 “双重角色”让村干部在实践中处于“公公背媳妇，两头不讨好”的窘境，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在乡村政治实践中很难有效地履行，村干部一般不会对政府的话言听计从，因为土生土长的村干部与全村村民为敌是不现实的，而作为村庄保护者也一样很难做到，为了保护村庄内部利益而与政府势不两立，同样也不现实。“双重角色”理论为探讨村干部的角色提供了一个逻辑分析起点，但也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乡村社会主体的村干部并非一味地消极被动，在具体的“过程—事件”之中村干部的角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村干部实际扮演的角色并非是“代理人”和“保护者”，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甚至多变的角色，然而批评者在探讨村干部的角色时也大都是围绕村干部“双重角色”展开的。

 

　　吴毅不仅通过田野调查后发现当前村干部的现实角色是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钟者”，也分析了农业型村庄中一部分村干部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充当村庄秩序的消极守望者和村政的维持者 [8]。贺雪峰在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基础上探讨村干部的行为模式，认为村干部扮演的角色更加复杂：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撞钟者、动摇于代理人与当家人之间 [9]。此外，还有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村干部所扮演的角色的多重性进行了探讨，宿胜军通过对胶东半岛上一个村落的个案研究发现土改前、集体化时期和改革过程中这三个时期社区精英的角色行为分别模式化为村庄的“保护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及追求独立利益的“承包人”[10]。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对改革开放前后的村干部角色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前的村干部兼有上级政权的“代理人”和村庄的“当家人”的双重身份，而改革开放后村干部不仅扮演“代理人”和“当家人”的角色，还充当村庄经济的“经营者”。[11]杨善华则在行政村（生产大队）层面上来展开研究，认为虽然不同时期政治精英具体的行为偏向有所不同，但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这三种角色一直存在于各个时期。改革前，他们的行为偏向于国家代理人这一角色，改革后，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人两种角色的比重大大增加。[12]这些关于村干部多重角色的研究，大都是从实证过程中调查得出的结论，力图通过对特定个案的研究来展现村干部的角色，这些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能对类似的村庄进行普遍的概括，但中国乡村社会差异性也比较明显，因而村干部的角色与区域也有一定的关系，不同区域的村干部其担当的角色也会有所不同，这使得村干部的多重角色也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工商户、养殖业大户等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这标志着村干部类型正在由传统的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乡村权力结构、农村内部分层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也发生变化。新的角色与角色期望不断出现，特定角色的扮演方式也不断更新，替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角色规范,对村干部角色要求越来越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将富豪村干部作为一种新型村官，区分其与传统意义上村干部的角色,有助于分析其真正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乡村治理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一、乡村社会的“引领者”

 

　　农村先富人群是农民追求富裕的目标，代表了农村先进的生产力，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带头实践者，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基层民主的推动者。

 

　　（一）发展经济的先锋。富豪村干部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仅是个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第一，“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他们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有发家致富的的经验和洞察市场的能力，并能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为村里争取社会资源，带领群众寻找集体致富门路。第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拥有一定的财富，就会激发农民对富裕的向往，对周围的村民有较强的榜样示范效应，是实现乡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力。第三，“村子富不富，关键看干部”，“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富豪村干部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条件组织农业产业化，进行规模生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能更好发挥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完全有能力为村里办一些实事，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