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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
“权力腐败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他对这种思想的另一种简洁明快、铿锵有力的表述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就是为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所普遍接受的“权力腐败论”。
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是对权力本性的深刻洞见，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阿克顿看来，任何权力“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在这里，他的分析对象是“一切权力”，使用的是全称称谓，即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具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共性，这种共性并不因为掌权者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改变；其次，任何权力在它演变为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绝对权力”时，其内在的“趋向腐败”（tends to corrupt）则演变为绝对的无可避免的腐败。换言之，任何一种权力，不管它以何种名义出现——是“神授”的权力，还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也不管掌权者怀有何种美好的理想，只要它失去约束，就会由“趋向腐败”变为绝对的“实在的”腐败。
阿克顿“权力腐败论”的立论前提和着眼点是掌握权力的人，换言之，“权力腐败论”所要告诉人们的，是人与权力结合时人性必然发生的变异。这一观点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的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启蒙运动以来，“权力腐败论”这种政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演化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为政治学的基本公理，普通民众的政治常识。爱因斯坦在《我的政治理想》中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可以说，对于民主制度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权力腐败的高度敏感和警惕意识之上的。
在美国总统位置上的小布什于2002年从政治家的角度特别强调：“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这段文字可以算得上当今政治家对“权力腐败论”做出的最形象的诠释了。
然而，以当权的政治家身份阐释“权力腐败论”，对民主化改造尚未完成的民族而言，是难以想象的。近代以前世界各国毫无例外地盛行“君权神授论”。权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如其说基于法理，毋宁说基于神道（天道）。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主权在民”思想，彻底剥去了君主和神圣家族身上的神圣光环，使权力正义性的根基由“神意”转移到“民意”。但是，基于“主权在民”思想之上的权力制衡制度的正常运作，需要一些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于权力本质的认识，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权力腐败论”所揭示的权力腐败本性，即权力运作过程的“腐败律”，是权力制衡理论和制度设计的内在前提和逻辑起点：“将统治者关进笼子”，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乃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理念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命题本身的应有之义。“权力腐败论”成为现代政治伦理信条，既是近代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体系建立的必要前提，又与之相辅相成，互为支持；没有“权力腐败论”的深入人心，就不可能使整个社会对“制衡制度”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现代民主制度为何以“权力腐败论”为政治铁律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自传《无畏的希望》中，回忆当年他受在任的布什总统邀请，与其他新当选的参议员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面的情形。在这次会见中，布什对奥巴马极力表现出和蔼可亲的姿态，但当他向新当选的议员们介绍他的执政日程时，其行为举止变得有点吓人。奥巴马写道：“突然，好像密室里的人按了一个按钮。总统的眼睛开始凝视，他的声音变得激动，语速加快，变得既不习惯也不欢迎其他人打断他的话，他的亲和被一种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固执所取代。……我意识到了权力带来的那种危险的孤立。我明白了开国者设计制衡制度的智慧。”奥巴马虽没有明确提到“权力腐败论”，但他强调的“制衡制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权力腐败论”。
奥巴马所谓的美国“开国者的智慧”，在本质上应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智慧。孟德斯鸠基于对“权力腐败律”的深刻认识，认为只有“权力制衡”才是解决之道，用他的话说，就是“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权力腐败论”和“制衡制度”理论的系统发明和阐述，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贡献。美国的开国者的贡献，是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建设。
但是，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权力腐败论”，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化遗产和基督教宗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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