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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

作者:姚力文 刘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30日 点击数: ( 字体: )

 
 
(向春/图)
 
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
 
但惨烈的大规模人命伤亡也是刺激社会道德、唤起良知行动的契机,尤其在当今传播技术发达的信息化时代——这意味着谎言政治的高风险。
 
温州动车事故让隐忧变成现实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建设江河水电、地下铁道、核电站、城市化、高速铁路等区域型项目和高技术工程;近年,则有征地拆迁暴力泛滥,技术安全事故多发。于是,包含强迫命令、谎言浮夸、胡乱折腾造成严重浪费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讽意义的“大跃进”,在新闻传播和批评舆论中复活了。
 
这种指称受到“奇迹论”者的抵制,似乎不是杞人忧天也有“唱衰中国速度”之类的嫌疑。即使2011年7月京沪高铁通车后故障频发,“奇迹论”者仍发明了“磨合期安全停车”的辩解。但是,7月23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动车组追尾激撞事故,给出了鲜血淋漓的结论:速度颂歌唱不掉高技术“大跃进”的灾难隐患。以至铁道部不得不宣布,中国高铁将全面降速。
 
或许有人以为,此一事故的伤亡规模与当年“大跃进”数以千万计“非正常死亡”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冷血的强词夺理,因为不久前的日本福岛核危机证明了存在着更可怕的高技术风险;惨案所控诉的,不过是许多人早就压抑于心底的忧虑:无论工业化时代抑或高技术时代,大跃进一定“要命”。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尽可能从根本上避免?
 
大跃进是民生缺位的伪发展
 
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跃进”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为改变“一穷二白”,唐突推行急速农业集体化和经济重工业化。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便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尤其令人痛心者,尽管彭德怀试图在庐山会议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尽管刘少奇试图通过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有所反省,但这些建设责任政治的努力,都被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摧毁了。
 
即使到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大跃进及其衍生的庐山会议斗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仍然模糊。
 
历史悲剧不仅“真相”未明,反而受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称颂。历史学术荒废造成经验教训认知缺失,政治推动经济形式主义增长的国家结构,是大跃进模式在高技术时代复活的前提。
 
在京沪高铁通车前,一位曾位居铁道部高层的高铁工程专家对媒体披露:从1980年代末考虑搞高铁,“经过的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这几年引进之后,“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还没有”;某部长“什么都要世界第一”,“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如此“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设计的,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人们看到的是什么?2007年4月,中国“D字头”动车组列车进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乐部,铁道部新闻宣传官动情讲述:“我们应该还记得,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动车组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车速像风一样快。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中国自己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的速度比12级台风还要快,因为它的速度每秒达到了56米,而12级台风每秒是32.6米。”
 
当然,他也谈安全,说:“铁路方面确实把安全摆在了最核心、最关键、最根本的位置上……我在这里再次向网友们表示,提速列车运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证的,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开行这种时速的列车。”
 
到建党90周年开通京沪高铁之际,这位官员更通过新华网对全国人民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如此的“人间奇迹”、“世界水平”论和颂歌自赞、祭告献礼法,正是经典的大跃进话语模式和政治经济学特征。
 
但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重复着民生缺位的错误:在工业化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消费短缺即饿死,在高技术大跃进时代则主要表现为安全短缺即消费死。
 
当然,还由于忽视管理制度建设和安全文化培育,导致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频发;即使到今天,人类工业史上最古老、安全经验最丰富、规章制度最易懂的采矿业,在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
 
矿难频发,本就表明掌握初期工业化技术和管理的失败。这种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专业精神、低知识水平、权力滥用而权威无效的社会,还缺乏应有的能力控制产业化的高技术。
 
基于强国信念或政绩目标的政治化高技术引进,虽能带来一时的GDP统计增长,但安全短缺对社会系统协调发育、创造能力健全成长的真发展构成致命打击。GDP冒进而文明价值缺失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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