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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着、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入门》【10】，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国内极难见到【11】，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虽然份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
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份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12】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共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
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份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份，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 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4】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
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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