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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业史：盐业，牵动着历史大局
盐虽然不起眼，却为人之生存所必须，又是适合产生垄断利润的东西。国家对盐的垄断，能如此深刻地多方面地牵动历史的大局，亦足见垄断的深刻作用。在这一方面，似有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盐业史（古代编）》郭正忠主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已故郭正忠教授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历述中国先秦至明清时期的盐业和盐政，“举凡历代盐政及其以外的各个方面——诸如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无不力求给予充分重视和综合论述”。鸿篇巨制，读者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此书最为重视的，还是历代盐政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则是国家对盐的垄断，往往牵动着中国历史的大局。
食盐的生产和垄断，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题目。此书的作者强调，中国古代国家的盐业垄断，是以各种专卖形式出现的：“专卖的直接目标既是垄断性盐利，官府便力图将盐民的生产和销售活动统统置于其控制之下。盐利的源头固然在于盐民，其兑现却须借商人之手。这种情况，又决定了官府同商人（以及盐民同商人）的微妙关系。官府和商人，既有相互为用的一面，又有勾心斗角的一面。一般地说，专卖制下的官、商关系，是主从分明的。但具体而言，他们两者又有互相贴近或某种一体化趋向。这种趋向，表现为商人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商人化。”
我们总是说，在中国古代，国家是抑商的，却往往忽视了“商人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商人化”这一历史事实。其实，中国古代所谓的“抑商”政策，并非是国家处心积虑地抑制商业，而是国家处心积虑地抑制商人。其目的，无非国家自为商人，或者强化与商人分利。总体而言，国家是重视商业的；市场往往是国家用来支持其财政的工具。而在食盐专卖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官商关系，不仅微妙，也最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国家对商业利益的垄断。
盐是人之生存所必须。盐极易开采，便于贮存和运输，不会败坏，所以成本低廉。盐的储量极大，却又不是到处都有。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盐之所以成为一种可以垄断的商品，正与它的这些特性有关。在遥远的古代，或有专门从事商业的部落，或有依附于某些部落首领的商人。最初从盐的运销中获利的，一定是这些部落和部落首领。在中国，大概到了春秋时期，比较独立的商人出现了；而盐的运销是当时商业中最大宗的商品。那时，商人贩盐；吃盐的人都是隶属于国君和领主的臣民。国君和领主在他们所控制的区域内，拥有向商人征取盐税的特权。一般而言，商人卖盐，向国君和领主缴税越轻，所获的盐利就越厚；缴税越重，所获的盐利就越薄。商人在限定的区域之内售盐，销量的波动是不大的。因此，商人想要增加盐利，就必须抬高盐的销售价格。同样，国君和领主想要获得更多的盐税，则只有提高盐税。
通常，君主、领主是不会坐视商人在食盐销售上赚得盆满钵满而无动于衷的。日益扩张的财政需求，往往会促使他们排挤商人，独占盐利。《管子·海王篇》上就讲了由国家直接经营食盐的巨大财政意义。说国家征房屋税，等于是毁掉房屋；征树木税，等于是砍掉树木；征六畜税，等于是杀掉牲畜；征人口税，等于是禁止生育；而由国家经营食盐，人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任是用什么办法都无法逃避。这种由国家垄断盐利的理论，实际意义是很大的。如秦国在秦穆公的时候，开始授予商人在秦国运销食盐的特许权，从中获取食盐专卖税。到了商鞅变法时，随着这种特许制度的加强，竟使国家获利“二十倍于古”。
国家以特许的形式让商人经营盐业称“专卖”或“专利”，国家自己经营盐业则称“官营”。其实质都是国家垄断。在垄断的形式下，食盐价格较之在自由贸易的形式下，有了大得多的上涨空间。国家向商人征缴专卖税；商人则以增加盐价的方式向消费者转嫁专卖税。当然，随着国家专卖税的不断提高，商人增加盐价的空间会不断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盐价若不达于极点，商人是不会停止向消费者转嫁专卖税的。有的时候，盐价竟会高得令百姓只好尽量少吃盐。《史记》上说，汉高祖刘邦要废太子刘盈，叔孙通表示反对，要刘邦不要忘了当年吕后与他“攻苦食啖”的日子。“啖”即“淡”，“食啖”是说刘邦与吕后曾经连盐都买不起，要省着吃。足见秦朝建立之后，由于国家征缴食盐专卖税过高，商人亦将盐价抬得更高，普通百姓只好少吃盐。
如果采取官营的形式，盐价也会高到令百姓吃不起盐的地步。汉武帝穷兵黩武，把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的积累都用光了。于是，汉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对商业实行全面官营。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改变食盐专卖制度，实行食盐官营。官营无疑会推动食盐的产、运、销成本大增；盐官从官营中牟私利，也加剧了官营成本的上涨，同样会导致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淡食”。
中国历史上，百姓因为盐价太高而“淡食”的情况并不鲜见，大多与国家对食盐的垄断有关。
国家垄断盐利，在中国古代，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履亩而税”之后，农业税就像是脱了缰的野马，一路狂奔。“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成为普遍的状况。以至于大大小小的土地占有者，都想尽一切办法，隐瞒他们实际的土地占有。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在清查土地占有的问题上却不能有所作为，只好下令让天下“黔首自实田”，即由人民自己申报占有多少土地（以百亩为底线），作为国家赋税的依据。这种征税方式，表面上是“税地”，其实却是“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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