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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王力（右）和陈寅恪。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迁。这一年的6月，王力北上途经广州，被中山大学借聘。这一“借”，就是八年。其间，王力先后出任中大、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大，王力出任中大语言学系主任。直到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才离开广东。
这八年，对于这位“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来说，不过是倥偬人生中的一站。“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从事了逾半个世纪的学术工作，研究几十个世纪的汉语，由他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开创的现代汉语研究成果，将持续和保留到以后无尽的世纪。”但在广东近现代百年学术史上，王力却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
也是在这里，王力经历了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节点，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留在广州等解放”。此后，他和他在广东的师生同僚们，一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踉跄前行，失散四方。几番风雨愁人，白发青山，相对苍华；犹自不忘，认取云中烟树，夕阳故人。
“艰难黄卷业，寂寞白头人”(王力《春日未名湖畔散步》)。季羡林在《回忆王力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生活清贫，饱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依然任劳任怨，勤奋工作。这群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而王力在其弟子心目中，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现代圣人”，高风文藻，教泽师表，无不是《中庸》精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今世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一生若干学术高峰期，正好与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几段“绝代风流”相吻合：30年代清华的“魏晋风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茄吹弦诵”，以及50年代北大的“万象更新”。而季羡林也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才能出现。此中真意，耐人回味。
●学人名片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幼年家贫失学，以教书为生，自习不辍。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
王力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总计逾千万字。王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他将《王力文集》20卷全部稿酬10万元捐献出来，成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勤学
“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
1946年初夏，王力先生即将来穗的消息，传遍中大校园。中文系的学子们，无不怀着“朝圣”的心情引颈以待，渴望“亲聆謦欬”、“近瞻岱岳”。据中大老教授吴宏聪回忆，早在西南联大期间，王力的传奇经历就不胫而走——— 只有高小学历，凭着十年自修考上大学，仅隔两年，又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们甚至连梁启超对王力毕业论文的评语“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都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王力履新之际，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成立大会上，郑重介绍的却是另一位导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赵元任的治学经验。同期32个学生中，王力是唯一一个跟随赵元任专攻语言学的，他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比起梁启超那些令人气血大增的美誉，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没有半句褒奖，反倒是开了一剂下火的“清凉散”———“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被王力毕生奉为圭臬。
王力曾说，赵先生是由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作底子，根基深广，做学问自然得心应手。他将赵师所授心得倾囊转赠中大师生，譬如重视理科和外语，既要精通西方语言学理论，又要有乾嘉学派的国学功底。“借彼锋锐矢，射我云中鸢”(陈振寰语)，方可“钻得进去，跳得出来”(吕叔湘语)。
精通多国语言、会讲33种方言的赵元任，是公认的“旷世奇才”，而王力在外语方面稍逊其师(照其自述，法文最佳，英语只能看书不能会话，俄语、越南语阅读需借助字典)，但方言天分仍属超群。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就读期间，曾当面领教过王力的“绝技”———只消和学生谈上片刻，就能一口说出对方来自何处。王力是广西人，和夫人学会了讲苏州话，被叶圣陶鉴定为“宛逢乡旧”。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有一次，学生询问王力著作宏富的原因，他答道：“我的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这非一日之功。我在研究朱翱、朱熹的反切时，一般不需查阅，即可直接看出他们的反切跟《广韵》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对《广韵》不熟，只好看一个反切翻一次书，我工作一天，你就得工作一年。”
古有大禹惜寸阴，王力则是“分阴必惜”。在中大期间，他的助教曾目睹其生活节奏“像江河的滚滚流水，紧凑而又从容不迫”，只要没有学术活动，每天从8点开始伏案，持续十多个小时。
耄耋之年，他照旧每天工作8小时，用毛笔撰写两三千字，直到去世前，才减少到每天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必须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几乎贴着稿子。一旦开卷，立即澄神静虑，昼昏浑忘，“就是有人在身边敲锣打鼓也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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