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期】晚清小教案，引发大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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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小民、洋人间的冲突格局

巨野教案对于当地草民，是一大快事；对于德国殖民者，是一大喜事；而对于清廷，则是一大难事。草民仇教，今日终得报仇机会，杀人劫货，好不痛快！德国觊觎胶州湾已久，总算有了出兵的借口，德皇喜出望外！清廷软弱无能，草民控制不住，洋人得罪不起，帝国衰朽，百事维艰！

巨野教案发生后，朝廷令地方严办，50多人被捕，为首雷协身、惠二哑巴斩立决，张高妮等5人被判为无期徒刑。严办是做给洋人看的，从皇帝到大臣都知道，德国意欲侵占胶州湾，正愁没有借口，朝廷只有快捕快杀，才能堵住德国人的嘴。光绪皇帝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方图海口，此等事适组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山东教案史料》）但一切都晚了。皇帝降旨的时候，德国舰队已经在开赴胶州湾的路上了。

德军占领胶州湾后，上谕一道又一道，严禁抵抗， “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当然，守土者如果不开炮，入侵者也省得开炮了，长驱直入便是。德国占领胶州，进一步向北京朝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革职地方官、赔偿曹州地方教堂修建费9万两白银、德军侵占胶州军费数百万两、中德合资在山东全省修建铁路和开发矿藏、租借青岛及整个胶州湾99年！德国如愿以偿。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从小小的巨野教案开始，我们就看到结构中国近现代史的三个方面及其三方难以调和的冲突。这种三方面冲突的格局，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方的扩张。

在此之前的鸦片战争，基本上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战争起于禁烟，禁烟是朝廷的事，并未见民众响应，反倒是利益所趋，乡民与洋商勾结贩卖，共同对付朝廷官府。难怪英国烟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惊奇地发现，英军与朝廷的士兵进行战争，中国老百姓却站在远处观“西洋景”，以为这是红夷与官军打仗，与乡里小民无关。因此，英军所到之处，军需给养似乎不成问题。只要给钱，老百姓就踊跃将粮食、鱼肉、淡水卖给他们，根本没有敌我意识，如果需要苦力，在当地也不难招募。真正可以证明民众参与战争的是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但不管这段故事如何被反复渲染，有一点却总是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事实上，三元里抗英，至多可以说是保家卫乡，那个时代的乡民根本就没有国家意识。

中国朝廷与百姓之间分裂的“缝隙”，让西方扩张有了可乘之机，鸦片战争后，从外洋到海岸，最后到内陆，西方人可以长驱直入，西方扩张势力已慢慢侵入中国腹地，贩卖鸦片自由了，传播基督教也自由了。西方商人出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而西方传教士则深入中国的大部分农村，洋药洋炮、洋布洋教则深入中国，影响或威胁到乡土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西方扩张势力与中国冲突的焦点，开始从朝廷转向民间，转向社会底层。

百姓与洋人的对立，起自于排教。在这一点上，士绅与乡民的态度出奇地统一，也出奇地积极。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

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孝顺上帝之父，不孝顺生身之父，所谓 “数典忘祖”、“弃伦灭理”。晚清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要灭洋教、兴清，社会矛盾转化了，也进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国冲击了清政治体系，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开始，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方式，是进一步地保守化。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

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

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诉讼、蔑视朝廷、犯上作乱。洋教士将一些教民组织起来，平时接济他们粮食，因此许多教民不是“信教”，而是“吃教”，遇到麻烦时，又以洋人、洋教特权庇护他们。于是，教民中有不少是游手好闲、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之徒。

巨野教案发生的时候，曹州府一带民教矛盾一触即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关于教案的奏折将这种关系分析得很具体： “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最后是对民间经济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深入到中国内陆，贸易或传教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从土地制度、宗族权力到家庭伦理，造成了民间社会新的阶层分化。教会势力造成的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西方进口产品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冲击，鸦片、烟草、棉花种植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破坏，在中国民间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机。

在赤贫化的华北农村，西方传教士无疑是最有钱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们购买土地，收拢教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与民间宗法地主组织、官府对抗。传洋教的洋人有特权，信洋教的国民也有特权。民怕官、官怕洋人，这些洋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但不受中国地方行政管束，还经常干涉地方官，颐指气使。政府无力抗敌，民间积怨渐深。

晚清世事维艰，除朝廷自身腐败外，多起于“洋祸”。洋祸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了。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之前，国人感觉洋祸在洋药，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贸易之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感觉洋祸在洋教，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教义之争。而且，排洋教直接导致中国民间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最终造成朝廷、百姓与洋人的三角对立格局。

民众与洋人、朝廷的冲突，除了社会文化原因，还有积蓄在民间的一种普遍的屈辱感。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把这种屈辱感加在朝廷与士大夫头上，而随着西方经济与教会势力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底层，民间百姓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屈辱。屈辱与压迫导致仇恨与冲突，而冲突与失败又加剧这种屈辱。

于是，鸦片战争之后，一时间教案蜂起，其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于洋人之势镇压百姓。这样，在洋人那里可以暂时息事宁人，在百姓这里却积怨积仇愈深，终于酿成民变。最后，当年在白河两岸观望英法联军通过，或帮联军搬运军火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参加了义和团，要扶清灭洋，烧尽洋楼、杀光洋人，据说还要念咒作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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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宁来源：《百家讲坛》（红版）发布时间：2009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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