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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英雄”与“奸雄”

“红与黑”的纠缠
在“奸雄”形象被固化之前,曹操的口碑并非如后来那般尴尬。
魏武挥鞭的影像尚未消失太久,陈寿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亲历三国时代的陈寿当然不会无限上纲上线地吹捧,他的话至少代表了一种“当下的真实”:如果没有曹孟德,那汉末的烂摊子将不知如何收拾。与陈寿同时的陆机则在《辨亡论》中说:“
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
”对曹操的功业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则以英雄相惜的笔调赞誉曹操:“
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
而史家刘知几可没那么客气,直斥曹操“
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简直可以说是破口大骂了。
宋代是曹操形象发生根本性逆转的节点。论者常常将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的记载作为当时时代心理的反馈:“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很明显,“尊刘抑曹”的倾向在北宋时已成为大众的社会心理。而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则直接在《通鉴纲目》中斥曹为“篡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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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篡逆在形式和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不过即使如此,在宋代,对曹操的评价也非一边倒地肆意抹黑。即便是在对曹操并不抱友好态度的《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也还是承认曹操“
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则写道:“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仍是把曹操作为英雄来看待的。
南宋以后,正统观念强化,曹操的形象也就沿着“奸臣”的轨道持续下滑,但赞誉者仍不乏其人。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曾写过“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明人张溥指出:“
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
”清代的陈祚明也写道:“
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
但这些持褒奖态度的“精英们”的言论,显然不可能对大众产生多大影响。参与时代心理构建的,首先当然是时代需要,其次才应该是能迎合大众意识并产生导向作用的文艺形式和文学作品了
—
这当中,自然首推《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大行于世之后,此前所有“红与黑”的并行不悖便渐渐屈从于单一底色的“民意”了,曹操的尴尬由此浮现。
粗略梳理一下曹操形象的演化,可以感受到,纠缠于这一形象的营造因素,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好恶不同的“个人意见”,更有历史当下呼唤的“时代意见”。有论者说,在宋代之后,曹操的形象之所以大损,恐怕是由于积贫积弱的汉民族面对强悍的游牧民族的侵凌,所反弹出的一种“人心思汉”的本能。作为打着“皇汉”正统旗号的刘备的对立面,曹操也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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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他儿子还真不客气地让汉献帝乖乖地腾出了位子。
除此之外,曹操的一些做法确有很多令人非议之处。当曾经的事功随着一千八百年的沉没而成为后人无关痛痒的“彼岸”观照物时,人品和道德成为人性中更为切近的话题,被人翻来覆去不停地咀嚼着,曹操的“酷虐变诈”便成为鞭挞的宣泄对象。当人性从现实的建功立业中被剥离、抽象出来时,曹操的形象无疑有了更多的变数和更强的可塑性。
认识曹操,首先得认识那个时代。
“道德洁癖”破产
“英雄”也好,“奸雄”也罢,在成型前,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成长期,而曹操的成熟,便是与时代的不断磨合相同步。
出身于“富二代”(
或者说是富三代
)的曹操,应该说在事功方面的自觉是比较早熟的。尽管曾经和袁绍这些纨绔少年伙伴有过抢新娘子之类的恶作剧,但这只是他成长过程中一段倏忽而过的小插曲。如同很多刚出道的年轻人一样,曹操是怀着“治世能臣”的抱负走上仕途的。在他担任第一个职务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城副县级公安局长的时候,曾经不畏强暴,将很受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叔杖死。尽管我们从这一事件中也可以读出曹操本性中的嗜杀和阴狠,但在“致君尧舜、澄清寰内”的政治理想下,这样的指摘显得无足轻重。
而且,青年曹操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和道德至上的文人气息。在“后党锢”时代,向皇帝上书,为被宦官残害的窦武、陈藩摇旗呐喊,风险是很大的。但曹操这么做了,他上书说陈武等“
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
”等等,这简直就是和权倾朝野的宦官集团公开叫板了。估计要不是背后有人“罩着”,曹操当时便会有掉脑袋的危险。
等到乱象已显、大局渐紊的时候,青年曹操还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自己对传统儒家政治信念的坚持和绝不随波逐流的“道德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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