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英雄”与“奸雄”

作者：张毅来源：《百家讲坛》红版发布时间：2010年12月24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汉末黄巾起义后，曹操当上了济南相，当时“ 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 ”，曹操毫不犹豫地将其中八个人的位子给撸了。升为东郡太守之后，因为当时“ 权臣专朝，贵戚横恣 ”，曹操不愿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经常与当权者发生冲突，最后为了避祸，他索性称病辞职。

董卓上台后，为拉拢曹操，推荐他为骠骑校尉，曹操不吃这一套，自己改名换姓跑了。等到关东各路州牧联军讨董时，曹操带着自己的几千人，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这项他视为崇高而正义的事业中去。在诸军逡巡不前时，曹操慷慨陈词：“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 ”之后独自西进，结果被董军杀得大败，差点把小命搭进去。

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曹操返回联军驻扎的酸枣时，他看到的是一帮各怀鬼胎、醉生梦死的军阀，这对他的刺激是非常深的。史书中没有明确写明曹操思想是何时转变的，但这次刺激恐怕是诱因之一。当“ 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 ”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践踏后，其激起的反弹，令这个曾经富有“道德洁癖”的青年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他或许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从小接受的正规教育那一套，在这样的时代里，是无法诠释现实的，而这个乱世盛行的“潜规则”才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道德洁癖”的被抛弃，大概就是曹操向“英雄”或者“奸雄”迈进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追寻乱世的行为法则

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其出发点都很有点像理想中的“实验室环境”，但在现实中，是不会有那么纯粹的真空让你去检验人性的本真。可行的，恐怕还得是与时代的交互塑造。

曹操的“道德洁癖”是在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被认可和接受的，但当汉末陷入一个真正的乱世后，挣扎于时代中的精英，其道德感和价值观便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化、混乱与重塑当中。

乱世是个大杂烩式的综合体：政治混乱、权柄失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等等，但在精神层面上的表现则集中而单一 — 道德沦丧及随之而来的信任感丧失。

曹操追寻的，便是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乱世所能生存并壮大的法则。

也许会有人说，曹操曾经的“道德洁癖”恐怕是肤浅而虚伪的，否则，面对这样的乱世，大不了一避了之，洁身自好。这样的做法不是没有标杆，同时代的管宁不就跑到偏居一隅的辽东，天天“ 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 ”。但问题是，作为书生和道德楷模的管幼安可以这么做，立志做一番事业的曹操却不能这么做。在洁身一人与志存天下之间，曹操无疑选择了一条更具责任感也更具艰险的道路。有担当、有野心、有气魄 — 这也许就是曹操之所以成为英雄乃至奸雄的内在源动力。

从此，曹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再纯粹，但却更富有弹性和实效。

拔乱世于泥淖间，其最后的归向自然是重建普世道德和信任感，使价值取向有个大致分明的界限。但重建的道路却可以迂回曲折一些，在汉末的乱世中，曹操恰恰将这个度把握得最有伸缩性，也最具运作空间。

不妨将政治道德标杆刘备刘皇叔的标准拿出来晒晒。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曾如此归纳自己的价值观与曹操的区别：“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以操相反，事乃可成。 ”这虽是小说家言，但也大致说明了刘、曹在乱世中追求的不同法则。在《三国志》中，刘备给儿子的临终遗言是：“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刘备（至少在表面上）尊奉的标准。相对于刘氏标准的纯粹，曹操的路线则显得芜杂了许多。

就拿用人标准而言，刘备是“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说白了就是最好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其实还是传统道德洁癖的反映。但曹操的转向就显得极端多了。

在三次著名的《求贤令》中，曹操高举“ 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的旗帜，甚至对于那些“ 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的人，也都要“ 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就大大拓宽了选材任人的范围。事实上，在曹操的圈子里，才华出众却有道德瑕疵的，的确不乏其人。如郭嘉“ 不治行检 ”，许攸“ 贪而不智 ”，个人品行上都有点问题，但曹操对此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使得曹氏政权吸纳了最多的人才，更为西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就个人行为而言，曹操的确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乃至政客的冷酷与残忍。作为傀儡的汉献帝在忍无可忍之际，发出了“衣带诏”，指望国舅董承等人讨曹。事败后，“ 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 ”。如果说对待政治敌人的无情打击是那个时代的“通行法则”的话，那么曹操在攻打徐州时的屠戮百姓则是典型的嗜血暴行。“ 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的曹军扫荡后的情形，与曹操在《蒿里行》中“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的哀叹恰成为研究人格分裂的绝佳材料。乱世中，曹操在悲天悯人与残忍嗜杀的两极间都展现出了同样令人不可琢磨的真实。也许对于曹操而言，放弃单纯的求德求仁，转向更为实际的政治、军事手段，是达成最终崇高目标的必须支付的“血的代价”。

当曹操以自己的包容、隐忍、残酷甚至阴狠来将之前的纯粹道德观涂抹得支离破碎时，也许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在乱世中最为“原道德”的法则 — 光明正大的目标下，一切的不择手段都是可以原谅的。

尽管这样的乱世法则在今天看来有些极端，但历史却似乎给了这样的法则一个哭笑不得的旁白。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备说：“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言外之意就是，刘备的那套尽管也弄出了名堂，但却没有曹操的摊子铺得那么大，关键就在于“ 机权干略 ”上有欠缺。何谓“ 机权干略 ”，说好听点，就是谋略机变，说得直白点，阴谋诡诈，厚黑学而已。看来，真实的历史也和纯粹的道德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追寻了一辈子乱世法则，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之后，弥留之际的曹操倒是又一次显示出了人性中固有的软的一面。尽管婆婆妈妈的嘱托颇让后世有些人不耐烦，但这恰恰显示了曹操曾有的道德信仰，真实而多情。在与乱世的现实斗争并妥协了大半生后，曹操的人性中又一次焕发出固有的率真，因为，此刻，他已经无所保留。

一千八百年折射出了无数时代的心理，毁誉交叠，褒贬接踵，但晚清的黄摩西说得好：“ 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对其弄权使谋，有了一番原宥和辩解，这可以说是抱有一种“历史的同情”了。曹操若地下有知，也当余心有慰了。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10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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