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因何要介入中美关系解冻

 

 

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渠道起到了在中美之间有效传递信息，促成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重要作用。以叶海亚为首的巴基斯坦领导人将发展同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1969年至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巴基斯坦渠道起到了在中美之间有效传递信息、促成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的重要作用，并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现存有关中美关系解冻的研究成果中都不可避免地提到巴基斯坦渠道，但论述均过于简单，未能从当时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视角深度探析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担当中间人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格·希拉利（Agaha Hilaly）延用19世纪的外交惯例——手书情报，口述信息，让对方记录——之时，连基辛格本人都惊诧于巴基斯坦人的克尽职守。本文基于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挖掘巴基斯坦充当中美关系解冻中间人的深层动因。

 

一、巴基斯坦充当“中间人”的地缘政治因素考虑

 

巴基斯坦地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一地理位置极易使其遭受外来势力的攻击。国内的安全稳定也因受外部世界各种变化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变数。同印度相比，独立后的巴基斯坦不具备成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条件和潜力。它的面积为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万，不到印度的1/3。而且国内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落后。独立之初，巴基斯坦国力弱小，社会结构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不安。因而，巴基斯坦采取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获取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抗衡强邻印度。

 

巴基斯坦在建国初期曾积极寻求与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在遭受挫折后转而寻求同中东和美国的合作。通过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巴美双边防御协定》和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巴基斯坦与美国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军事结盟。 从1954年到1965年9月印巴战争爆发为止，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武器装备并承诺对巴的独立和安全承担义务，累计向巴提供了1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近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巴基斯坦并不希望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事实上，巴基斯坦早在1950年1月4日就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较早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国家之一。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巴基斯坦意识到缓和与中国关系之于对抗印度的重要性，并从1962年5月到1963年3月，用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同中国的边界谈判。1963年8月，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空中航线开通，达卡－广州－上海之间有了固定的航班。1965年印巴冲突之后，肯尼迪政府终止了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这使得巴基斯坦开始寻求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基本上满足了巴基斯坦的愿望，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一定的援助。自1964年开始，中巴双方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互访。中国在印巴冲突中给予巴基斯坦政治上的支持，巴基斯坦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每年都邀请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参加国庆庆祝活动。巴基斯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有的几个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批评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

 

在经济发展领域，巴基斯坦非常重视同中国的经贸往来。这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领域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问题，如土壤盐碱化、砍伐过度、洪水泛滥等等，巴基斯坦可以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其次，当西方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减少之时，中国给予巴基斯坦大量的援助，中国提供的贷款多是低息或无息，并且还帮助巴基斯坦建重工业企业，如塔克希勒工业区；再次，巴基斯坦同中国的贸易多为顺差。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全力支持印度，但勃列日涅夫1964年秋季上台之后，摒弃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南亚政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采取了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苏联开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保持中立，并向巴基斯坦注入大量的经济援助。莫斯科一方面想瓦解巴基斯坦和美国的联盟，另一方面希望能削弱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减少印巴之间的仇恨，从而使印巴在南亚联合对抗中国。从1966到1967年间，苏联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稳步增加。1968年，柯西金作为巴基斯坦独立以来第一位来访的苏联总理同巴基斯坦达成了开展双边贸易和增加经济援助的协议。此后，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达成了苏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这也是苏联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开始。巴基斯坦与苏联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

 

随着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爆发和不断升级，巴基斯坦意识到中苏交恶为巴进一步改善同中美两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叶海亚在执政6个月之后，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伊朗议会的一次讲话中：“经验告诉我们，过分依靠任何一个大国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大国的利益是在不断变化的。小国只能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对于依赖性过强的小国来说，做出这种调整是很难的。因而，我们在处理同大国关系，如同美国的关系时，应保持一种平衡。我们不要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乞求同大国保持友谊。”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巴基斯坦在中、美、苏之间开展多边外交，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 事实上，叶海亚认为巴基斯坦能够积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他曾先后五次访问巴基斯坦，两次是在他任副总统期间，三次是在他离任之后。尽管当时他是以私人身份出访巴基斯坦，但仍得到了“红地毯”级的贵宾礼遇。1969年5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出访巴基斯坦，巴领导人借此机会提出希望美国增加军事援助的要求。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在巴基斯坦短暂停留了22个小时，尼克松提出与巴基斯坦“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关系”，并希望巴基斯坦能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充当中间人，叶海亚则希望华盛顿能增加对巴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苏联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同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柯西金于1969年5月访问巴基斯坦，目的是希望巴基斯坦加入由印度、阿富汗和伊朗参加的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会议。这就意味着巴基斯坦要恢复1965年因印巴冲突同印度终止的贸易，而苏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将有可能影响中巴关系的发展。1970年6月，叶海亚访问苏联，他虽然希望能从苏联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但也意识到“巴基斯坦不可能同时与苏联和中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伊斯兰堡想从苏联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它将不得不疏远同北京的关系，这是叶海亚和他的幕僚们所不愿意做的。 对苏联来说，如果增加对巴的军援，会引起印度的不安。于是，莫斯科决定重新回到支持印度的立场，虽恪守以前的承诺，继续为巴提供军援，但没有增加新的军事援助。

 

巴基斯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一个小国，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周旋于美、中、苏三个大国之间，不断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以期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防御强邻印度。但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叶海亚本着“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选择了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充当双方联络的中间人。

 

二、美方主动传信息，中方积极做回应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基斯坦渠道被称之为“从首脑、经首脑、到首脑”的秘密通道。事实上，华盛顿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在努力地传达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表达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表明美国不会同苏联相勾结，主宰亚洲事务；二是试探中方的态度和反应；三是力图开辟更为隐秘的高层对话渠道。

 

尼克松作为巴基斯坦渠道的开辟者，早在1969年8月1日访问巴基斯坦时，就明确表示了第一个层面的意图。作为中美信息传递的中间人，巴基斯坦及时、主动地向美方通报“已通过巴基斯坦赴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的代表团向北京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愿望”；“叶海亚总统准备会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转达相关信息”；“叶海亚总统准备借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谈论中美关系”等情况。

 

为了进一步试探中国的反应，基辛格请叶海亚转告周恩来，美国将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巡逻活动，但这并不影响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同时，尼克松总统认为应考虑取消对华贸易限制。北京在接收到信息后，对此的反应是：感谢巴基斯坦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表示将释放两名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在向中方多次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叶海亚也在反复揣摩中方的意图，并向尼克松通报说，“估计中国愿意无条件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1970年2月23日希拉利向基辛格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叶海亚在信中转达了中国的一些观点：“北京认为越南战争不再是妨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问题；北京不再担心美国和苏联在亚洲勾结。”至此，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大致的了解。

 

华盛顿一直非常希望开辟一条更为隐秘的对华沟通渠道。基辛格曾分别于1969年12月19日和1970年2月24日两次向巴驻美大使希拉利表示：希望巴基斯坦转告中国“如果中国愿意以一种比华沙会谈更为安全、保密的形式或渠道进行谈判，美国同意接受”，“华盛顿和北京

 

通过外交渠道的正常交往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因而准备开辟由白宫掌控的华盛顿－北京秘密通道，并要确保这个通道的安全”。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总统借联合国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之机，再次向叶海亚再次表达了“美国非常愿意派特使到北京，同北京建立秘密联系，建立一种比华沙会谈更为隐秘的沟通方式”的愿望。叶海亚总统借1970年11月10日－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向周恩来转达了美国希望举行更高级别会晤的愿望。然而，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过程并不是美方发出信号，中国积极回应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个性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尽管毛也愿意同华盛顿建立秘密的沟通渠道来改善双边关系，但他不喜欢按部就班地照美国人设计的方式联系。因而，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了美方发出的信号——接见埃德加·斯诺和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双方又通过巴基斯坦渠道频繁传递信息，这条“从首脑，通过首脑，到首脑”的渠道比刚刚开启的时候更为畅通了，它在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起到了“信使”和“传话筒”的作用，并最终促成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