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与苏联解体

 

 

苏联的消失，距今已近二十年。国际上对苏联解体成因的探究活动，也经历了近二十年，并且还会探寻下去。为何一个庞然大物突然死亡？这类似于恐龙与猛犸象的死因，是令人着迷的。正如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所言，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下台，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与内部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个超级大国，在瞬间灰飞烟灭，毕竟是令人感慨的。尤其是作为近邻的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感触尤为深切。苏共建政70余年，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由于国力强盛曾与美国平起平坐，被世人称之为二霸之一。还是马特洛克所言，苏联消解的病因，早就存在于早期的苏联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由于体制庞大和国力强盛，所有的病因都处于隐性状态。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这些隐性的病患开始加速扩散，弥漫到国家的一切领域，仿佛一个衰竭的病人；只要遇到合适的诱因，就会总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

 

　　苏联解体是经济上出了大问题？苏联国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烈·兰考夫认为：“在前苏联统治时期，虽然也存在对政治权威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满情绪，但国民对体制持有不满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在经济运营上的无能为力以及国民生活困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人终于明白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苏联当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如果苏联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经济危机就不会造成政治后果。因为苏联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这个事实，所以才开始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

 

　　持上述观点的人是苏联解体成因说的主流，然而事实并不尽然。据苏联政府下属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1971年至1975年达到7.4%，之后急剧下降，1976年至1980年为4.4%，1981年至1985年继续下滑至3.7%.而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推测，当时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5.4%、2.6%。数据表明，当时的苏联经济还处于增长，虽然增速是有所减缓，但不至于导致国家解体。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迟迟没有把改革提上日程，从而错过了改革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得自身执政地位动摇；二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提出并开始改革，但遗憾的是苏共在改革方面又陷入了重视宣传效应、忽视实际结果、严重脱离国情的失误，以至于改革的进程与结果都与预期目标与初衷背离，终致执政地位丧失。”并由此推论，苏联的解体，是改革的模式出了问题。改革初期，中苏二国的情形是相似的。上述观点是基于改革三十年后得出，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事情果真如此？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两份报告：

 

　　俄罗斯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大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现在俄罗斯的人均产值是3800美圆。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长了50%，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这就是说，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 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在俄罗斯“贫穷”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这里已经没有穷人了。

 

　　关于中国，世界银行2007年12月1日发布了一份《贫困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群体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世界银行说，中国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东、中、西部所有城市和乡村，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果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这份报告并不十分具体，那么下面的这一数据就更说明问题。近十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

 

　　俄罗斯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起始于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改革基础，也就是苏联改革模式的成果。数据表明，苏联的改革模式并不比中国的改革模式逊色。而在社会分配方面，苏联模式优于中国模式。客观事实表明，苏联改革模式是苏联的解体的主要成因一说，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有些学者认为：滋生于前苏联体制内的“利益集团”或者说是“特权阶层”，是导至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的祸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1998年出版《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两类：广泛性利益集团和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因此其本质是“分利集团”。——分利集团改变了社会动力，而社会动力的变化“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另外，还有源出于“分利坏效应”的三股思潮，腐蚀了社会风气，也是导致社会动力改变的诱因。媚上思潮：在领导干部任命制下，许多人通过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加入利益团伙，得到无尽好处。院外活动思潮：由于通过院外活动向中央机关示好，一些部委争得了资金项目，于是乎其他部门纷纷效尤，争先恐后提供各种物质方便和服务，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联络感情。腐败思潮：由于权钱交易可以迅速致富，腐败之风蔓延。为了实现致富的目标，利益集团的手段花样翻新，谎报指标、伪造企业账目、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甚至胆敢践踏法律，进行非法的权钱交易敛取大量钱财。

 

　　“利益集团”的发展与“分利坏效应”的扩散，使前苏联的执政集团失尽民心，在一党制的国家内，执政集团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心骨，在人民中的形象至关重要，主心骨坏死了，国家也就必然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集团”及其“分利坏效应”应是前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的主导因素之一。

 

　　其实要真正解析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原因，必须回到斯大林时代。因为，斯大林道路才是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主要推手。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到中期的“清洗”运动，是苏大林道路的产物。到1937年―1938年就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大清洗”阶段。所谓“大清洗”，就是越出了对最高层领导人和“清党”的范围，而扩大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整个“大清洗”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清算的既有昔日的夙敌，也有当前的反对者。这在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对“大清洗”的内幕，有更多、更详实地披露。

 

　　“大清洗”是在苏共领导下的，由斯大林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几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大清洗”对苏共与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层为维护一言堂与个人崇拜，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外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不同意见与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的恶果，并不是立即在国家生活里反映出来的，它有一个缓慢的传导过程。例如在“大清洗”后不久发生的“卫国战争”，战争起始初期，苏联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苏军面对希特勒的进攻，节节败退，不可收拾。此前，苏联有关部门早就提出建议：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意图和战略动作。但斯大林根本不采纳，并视之为是对苏德关系的离间；因为斯大林刚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在“大清洗”的威摄力作用下，没有人敢拗着斯大林的态度，而固执已见，从而造成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付出惨重的代价。

 

　　“大清洗”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里，再也听不到与斯大林意志相反的意见，天下一边倒，呈现出充分和谐的景象。仅就党内高层，对斯大林的阿谀奉承，到了无耻的地步。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它（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关于“大清洗”运动的残酷性，仅举一例，就可说明整个事件的恐怖程度。在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在“大清洗”时期，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虽流放海外缺席审判，最后还是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苏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三分之二被处决；苏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处决；政治局委员共计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处决或暗杀；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也全部遭处决。高层尚且如此惨烈，遑论社会各界的民众。

 

　　斯大林道路与“大清洗”运动，导致苏共党心涣散，人心动荡，对国家的前途彻底丧失信心。在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做了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但仍难以挽回局面。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主要领导层，彻底丧失了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迷思。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当时的官僚特权阶层尽管仍愿意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只是维持现状而已。至于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挽回社会主义的前途，根本弃之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