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基督教关联的双重面相

 

 

【摘要】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和基督教思想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德国现代思想家洛维特（Loewith）深度审理了近代历史哲学兴起的神学前提，指出近代启蒙历史观缘起于基督教的历史神学及其末世论信念。以此观照马克思，显然，他继承了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一方面，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持有一种不断进步、走向最终完善的历史观念，实际是缘于一种隐设的犹太一基督教的末世论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关于未来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上，坚持一条使现实世界革命化的道路，这就是以物质的批判取代精神的批判，以尘世的社会的批判取代天国的神圣的救赎，由此宗教批判成为马克思公开申明的否定性态度。这一态度，带有一种道义论审判的特点。

 

一

 

欧洲思想史自从进入近代，特别是18、19世纪以来，伴随着上帝观和人观的嬗变，虚无主义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深层症结，也造成了所谓的“现代性”思想危机。德国现代哲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卡尔•洛维特（Karl Loewith，1897—1973）的一个学术关怀就是想透过思想史的现象学辨析，厘清欧洲虚无主义出现的思想逻辑，展开关于历史的意义和个体生活的意义之基本问题的思考。

 

对于洛维特来说，虚无主义的问题意识定位于上帝观和人观的嬗变，这些观念的嬗变与历史观的嬗变相联系。近代启蒙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历史进步论的观念，它既取代了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念，也不信赖基督教的上帝之国。然而，这一进步论的观念不仅无法给个体人生提供依持，给人类社会提供方向，而且恰恰是造成虚无主义的基因。在其经典之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洛维特试图通过对历史主义的现象学批判来理解现代思想是如何发生的。洛维特指出，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历史观的思想架构（比如，从赫尔德、布克哈特到黑格尔、马克思，再到托克维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取自于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以超世为目的的历史神学孕育了以改造此世为目的的近代历史哲学，依据历史自身的力量创造未来世界的革命论述，来自于救赎此世的历史神学的末世论期待；另一方面，近代历史观又颠倒了历史神学的道义论，以历史人义论取代历史神意论，是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教世界观。

 

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与此相应，西方的历史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过程。它将基督教超世取向的末世论历史观扭转为此世的取向，改写为进步论的现世历史观；它想在现世历史中实现《圣经》终极救赎的历史。就此而言，它是基督教式的历史观。可是，它把《圣经》的末世论期待转换成现世历史的未来进步式的意识，又是反基督教的。因此，近代历史观的结构和意义在于，它是基督教历史观的世俗化转换。在这一转换后的版本中，历史的道义不再由神义来负担，而是由人义来负担。在基督教看来，历史的苦难是由于人和上帝关系的断裂造成的，道义的安置源自上帝之手；近代历史观则认为，解决历史的苦难问题完全是由历史正道来承担的，无需也不能推到天国的实现。于是，这一历史观既是反基督教末世论神学，将超世道义转换为现世道义，又是以末世论历史神学的母题为条件，确立起关于历史道义的希望，最终源泉还是基督教的信仰。

 

总之，依照洛维特的思路，近代历史观的此世化依赖于基督教信仰的末世论，近代历史观的世俗化进步论深深地刻上了超世的末世论烙印。近代历史观是此世的、世俗的，恰恰因为它曾经是彼岸的、神圣的；世俗化的进步历史观或者道义历史观并没有摆脱基督教的历史观，而只是颠倒了末世论的历史观，将神义论扭转为人义论，其历史思想模式一直受到基督教观念的规定。《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通过历史思维的回溯式研究指出：“现代历史哲学发源自《圣经》中对某种践履的信仰，终结于末世论（eschatologischen）典范的世俗化。”

 

对于末世论的超世道义向现世历史的世俗化转换，洛维特持批判态度。这一态度与我们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可能间接地对我们的思考有深度的启示。在他看来，欧洲，特别是德国，从赫尔德到黑格尔、马克思，历史意识已经发展到极致。历史意识无限制的意欲膨胀，导致既偏离古希腊的自然神学，也偏离基督教的超自然神学。他说：“在古代的和基督教的世界中，历史经验尚是受约束、被安排、受限制的：在古代思想中，自然世界的秩序和逻各斯从世界论上约束历史经验，在基督教中世纪，创世信仰和上帝意志从神学上约束历史经验。”可是，现代历史意识及其历史辩证法在基督教历史神学摧毁了古希腊对自然秩序的意义信赖之后，又进一步摧毁基督教的超世意义的信仰，将人逐人实现尘世天国的绝对自信。于是，人的世界既丧失了自然庇护，也丧失了创世主的依托，成了孤零零的现世偶在。因此，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历史意识的僭越，其必然结果是虚无主义。洛维特抨击历史发展的逻辑论，质疑自我道义论和历史道义论的正当性，主张遏制现代启蒙哲学的历史意识的僭妄，回返古希腊关于自然意识的思想资源，借助和调整基督教的信仰资源。

 

正是在提议回返古希腊自然意识的另一面，洛维特通过分析现代历史观的“未来关怀”（“事情将如何发展？”）和古代历史观的“叙事传统”（“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差异，再度揭示“现代对于未来的这种关怀，其根据就是犹太教的先知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二者都把古典的historein（叙事）这一概念转变为指向未来的。……从以赛亚（Isaiah）到马克思（Marx）、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从约阿希姆（Joachim）到谢林（Scheliing），基督教西方的历史意识是由末世论的主题规定的”。

 

二

 

将马克思放到西方这一宏大的观念结构和叙事结构的传统中，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秉承了近代启蒙主义思想框架的马克思持有典型而激进的进步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个包含了自然、社会、人在内的大历史观，因此与他的人观、自然观、社会观是一体化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社会结构，一个由人身依附关系到资本异化关系再到自由又自然关系的历史进步图式，一个由片面发展状态到全面发展状态的人的存在模式。而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马克思“自然一社会一人”的大历史结构图式，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历史整体或人类历史整体，其最高表达和最后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全新未来。正如前面洛维特所揭示的，马克思的这种未来展望作为一种不断进步、走向最终完善的近代历史观，实际上也是源于一种隐置的基督教的末世论信念。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确立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理想目标的设定，这也是马克思的现实关怀和未来关怀。就现实关怀而言，马克思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生存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将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商品和资本的关系，也将无产阶级沦为物化的工具。同样，《资本论》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物的关系和资本的关系对人的压迫和统治，并将这一切异化的根源归于私有制。对于异化和私有制，马克思作了激烈的道义谴责，将之宣判为资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道德之恶，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原罪，表现出犹太先知以赛亚般的审判现实的精神气质。

 

对资本主义原罪的彻底审判和最终救赎便是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未来关怀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进步阶梯和历史图式中，对这一终极目标作出了理想设定。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将“人的依赖关系”称为“最初的社会形态”或第一大阶段，这时人对人处于直接依附状态，个人没有自由和独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孤立地发展着；第二大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往，个人摆脱了对人的直接依附关系，但是却成了物的附庸和资本的奴隶，资本主义就是这种典型形态；第三大阶段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共产党宣言》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共产主义。

 

在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资本退出历史舞台，人与人的关系不必通过商品和货币中介物发生，人从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阶级和私有制被消灭，人和他人、人和社会、人和自我完全处在和谐一致的状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可见，共产主义是一个实现了全部存在和自己本质的完全统一的状态，这一状态显然是完满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最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