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十天：十月革命真相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

 

　　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十月二十六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十月二十四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一月五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君主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宪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君主制”。“君主立宪”与“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