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宗教：崇拜天皇与敬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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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儒教或天皇、天子崇拜的宗教信仰结构，不是国教却胜似国教。它们依赖的，不是宗教组织或宗教教义，而是现实的国家权力及其秩序。为此，如果要改变这两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结构，本质上就等同于要改变这两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了。

明治年间日本发生了“内村鉴三不敬事件”。明治二十四年，也即1891年1月9日，在东京第一高等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基督教徒、教员内村鉴三在学校的“敕语奉读式”上，对大厅正中摆放的天皇签名的《教育敕语》只点了三下头，没有鞠躬“拜礼”，当校长提醒他这是不敬时，他还声称“小生自有小生的立场，何为辞仪！”于是学校以“不敬”、“无礼汉”的罪名将之解聘。

其时，《教育敕语》颁布不过一年。《教育敕语》阐明日本“国体之精华”乃忠、孝二字；国家道德之本就是教育之本，也即教育以培养忠臣孝子；德育教育在于造就“义勇奉公”的“忠良臣民”，以“扶翼”天皇。实际上，几乎拥有和当时日本宪法同等地位的《教育敕语》所体现的是日本的传统道德观念，但其核心却是通过神道价值将天皇与国家合而为一。

那么，“内村鉴三不敬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拒绝基督教进入日本社会－文化的事件，正就是日本式的“礼仪之争”，并极其类似于中国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当然，引发这一冲突的，在日本是天皇制与神道信仰，在中国则是天命、圣人、祖宗等“三圣”崇拜。然其本质却无二致，即本土信仰结构与崇奉上帝一神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所以，日本的宗教惯习，实与中国很接近、很类似，真正的一衣带水。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日本宗教亦能对中国宗教的了解，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不过，认真阅读过杨熙楠、铃木正三主编的《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与基督教》一书后，笔者发现日本基督教徒的某些认识，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他们认为：国家必须价值中立，教会才能成为教会。国家如果要真正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以放弃让自己成为宗教的想法为前提。其中的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能够自称为是“基督教的”，而在于国家是否能够真正承担着经由上帝所给予的价值托付。这样的话，教会本身会努力成为好的教会，国家也能够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国家。

日本的基督教徒已经从历史之中获取了教训。他们在认真思考：一个国家之中，什么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开放的国家的话，它能够以宗教信仰作为它的价值基础吗？

平心而论，日本基督教获得的这一历史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其以绝对天皇主义为基础而构成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以宗教作为它的价值基础的吗？当时的日本基督教坚持要从天皇与国民的关系之中，孕育、建构出上帝与公民的关系，同时也执意坚持，日本人为了充当亚洲的盟主，日本人要成为大国民，除了依赖基督教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好依赖。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思考基督教如何进入日本社会，建构日本式的“公民宗教”。

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来看，一个基督教社会，未必就意味着国民教会。唯有地方教会才可能是国民教会；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正如一个人灵魂与身体的关系那样，如其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予认同，才有可能被称为“基督教社会”。在此社会之中，所有社会成员如果都能承认——基督教信仰为其社会共同存在的理由、价值基准及其理想目的，那么就可以大致构成一个“基督教社会”了。至于所谓的“公民宗教”，由此才能成为可能。否则，就是国民宗教，而非公民宗教了。

可是，在国家要成为宗教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公民宗教”的问题，谈何容易？传统的国民，实际上就是臣民。臣民的信仰，只能是对天皇的崇拜，只能是臣民宗教；即便是国民宗教，亦是皮毛之谈。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公民，何来的“公民宗教”？国家权力处之泰然，一个上帝信仰，如其奈何！

（作者为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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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向平来源：《南风窗》发布时间：2010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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