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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历史教科书发言权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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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美国联邦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想法是，哪怕是在小学、中学这种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层面上，也应请专业历史学家把最新发现和最新结论告知孩子，而非教条式讲述历史。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
著有中国和东亚史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及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杜赞奇每年都会来中国一两次，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25年，他到过北京、上海、成都、厦门、青岛……“大半个中国已经逛了个遍”。
他是印度人，工作生活在美国，却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正是“中国”为他赢得了世界级声誉——1988年，杜赞奇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出版，并获得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被学界奉为社会历史学的经典著作。
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
2010年11月20日，杜赞奇现身上海美术馆，作为“从西天到中土：中印社会思想对话”系列演讲嘉宾之一到场演讲。他的演讲题目依然与“过去”有关：《可持续性与超越的危机：一种长历史的观点》。
“我虽然研究‘过去’，但我所做的是为活着的历史提供借鉴。”杜赞奇在上海国际饭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
除了演讲，杜赞奇在上海停留的时间都被媒体的采访填满，在日本、韩国，他也有同样的经历，而在美国，像他这样的历史学家却常常是寂寞的，“东亚国家对于知识性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强势，这是美国没有的现象”。
把历史教科书的难题丢给出版社
四年前，上海出现过一次受到国际关注的“教改”风波。彼时，由上海高校专家编写的新版历史教材作为上海“二期课改”教材在全市范围内投入使用。同一时间，《纽约时报》发表了《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指出教材中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减少了，也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相对的，“比尔·盖茨”、“摩根银行”却进入了教科书。
文章一出，立刻引起各界热议。有媒体直接摘译《纽约时报》报道，还换了不同的标题，比如《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比尔·盖茨替代毛泽东》，还有专家发文批评“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第二年，这本饱受争议的历史教科书就被停用了，被称为“史上最短命的教材”。
杜赞奇对此另有看法：“这说明在上海，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做尝试，他们想培养出不那么民族主义、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下一代，这样可能在经济、交往上都有好处。”
1995年，美国也进行过一次教材改革，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杜赞奇是那次历史教科书编委会的成员。
南方周末：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编委会成员是如何被选出来的？
杜赞奇：一般都是通过推荐，从历史相关领域的专家中找。我是研究东亚和南亚历史的。当时历史书的编写有两部分，一个是美国史，还有一个是世界史，我是编写世界史的成员之一。
当时世界史编写组一共有七个人，两个人编写欧洲史，一个人写苏联史，一个写拉丁美洲史，一个写性别历史，还有两个共同研究全球史，其中我写东亚史，包括中国。
南方周末：你参与历史教科书编写正好是克林顿执政期间，教材改革的出台有何背景？
杜赞奇：当时有两个很大的争论，一个就是有人数出在美国的教科书里面，提到奴隶制的次数远远多过提到乔治·华盛顿。
后来出现一个折中的办法，只是提供一个文本，把史实部分完整呈现出来，然后把难题抛给出版社，由各个州决定选用哪些文本进入各州的历史教材。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州政府决定每个州的历史教科书，州和州之间的差异很大，有的州可能将一个以基督教历史为主的历史教材作为他们州的历史教科书，这中间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克林顿政府希望从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学校教育要在国家层面上重新设立一个新的标准，于是就出来一些新的教科书和制定新教科书的标准。
政府当时的想法是，哪怕现在是在小学、中学这种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层面上来进行历史教育，也应该请专业的历史学家，把一些最新发现和最新结论告知孩子，而不是通过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方式来讲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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