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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历史教科书发言权极有限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如何书写，东西方专家的观点会不会存在差异？
杜赞奇：其实在国际部分没有太大争议。但我还是修正了一些关于亚洲社会落后、亚洲社会没有伦理的看法，还有对基督教主导的话语方式进行修正，西方的专家整体上还是有一些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在里面。
南方周末：现在有一种精英主义的观点，认为“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将来”，具体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你怎么看？
杜赞奇：在很多国家，历史教科书都是很重要的，在印度是重要的，在巴基斯坦是重要的，在德国和美国也是重要的。
日本2001年也曾出现过引起争议的修改教科书事件，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策略性的导向，而是对现实政治压力的反应，并不总是在已经设计好的格局里面做的，常常只是对于实际发生的某些状况的一种反应。日本当时本身政治的前景和国家政治的未来比较衰弱，走势是往下的，需要用教科书唤起民族主义的情感。
今天人们在讲历史对未来的作用，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夸大了。一个国家往往在建国初期会对历史比较重视，需要用历史来确认国家身份、寻找认同感。但当国家到了一定的繁盛程度，再去过于强调民族对抗的历史，作用已经很弱了，也没有必要，比如美国，更多是把目光放在未来。
殖民之后：印度与中国
在美国求学时，杜赞奇师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专门研究东亚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美术馆、博物馆这些装着中国“过去”的地方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2010年10月，他还专程去了一趟成都，为了参观金沙遗址博物馆。
在杜赞奇眼里，中国和印度是互为参照系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互相渗透可以通过数据来说话：2009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434亿美元，中国已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与印度曾经完全殖民化相比，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史。
“这是两国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态度迥异的重要原因。”杜赞奇说。
南方周末：文化、权力、民族国家，这三个关键词不断出现在你的各种研究专著中，尤其是你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和《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这三者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杜赞奇：以乡村为例，国家意识是通过文化来渗透到乡村的，文化使事实的权力具有合法性。但是在夺取政权后，共和国对于社会的需求是如此之大，而且又觉得乡村是极度落后的，对于既有的文化资源——像关羽，不是像以前的帝国时代那样，去统治，去利用，去渗透，而是摧毁，这就给乡村社会造成一种危机，并且带来了某种革命。到了1950年代，共产党政权重新塑造和利用文化资源，形成文化权力和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国家会考虑底层的需要，更多地用一种自上而下贯彻的文化进行治理。这一点在民族概念当中也适用，民族主义也是自上而下被塑造，之后成为一种文化倾向和身份的象征，并取代原先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统治符号，在现在的国家统治中发挥作用。
南方周末：你的著作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那时的一批左翼文人高呼“打倒孔家店”，与儒家传统决裂，到了今天，推广国学的孔子学院已遍布世界各地，肯定与否定，都是一种“政治需要”吗？
杜赞奇：其实让我觉得惊讶的，不是现在又有了孔子的复兴，而是五四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那么极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
五四时期，极端的反传统和相信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的观念是并存的。我在研究中专门对比过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对于现代性的看法。主要的差别在于，印度是一个被全面殖民过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的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历史。
印度在受到殖民主义统治时，面临美、日对印度文化价值的质疑，每天直接面对文化上的屈辱，激起印度人对身份的强烈感应和反弹，经常有一种保卫自己传统和价值的心理在里面。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在中国历史当中，进入政府部门的统治阶层，都是通过温习儒家知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儒家传统是这批人进入到统治阶层、确认自己文化价值的渠道。但是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帝王也被废除以后，对于年轻的五四一代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渠道和根基捍卫原来的那些东西，所以会这么极端地反对传统，完全拥抱现代性。
孔子学院也许体现了官方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进行推广的努力，并且可能考虑与和谐社会建设结合在一起，借助儒家跟国家治理之间的衔接点，为当代中国找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基础。
（陈韵、新闻助理高莺对本文亦有贡献）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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