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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正确”是如何产生的？
必须看到，“政治正确”是美国社会的一些精英，社会活动家们、教授们、大学生们，试图给处于多数的社会主流定出禁止歧视弱势群体的语言禁忌。它是社会反省的结果。因此大量的语言禁忌的提出，和弱势群体的自身要求并没有关系。比如，对残疾人和少数族裔的一些新造“尊称”，都不是他们自己提出的。在“政治正确”的诉求中，除了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男女平等之外，还有反对歧视同性恋，主张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主张抑富济贫，有更多的社会公平。所以说，剥开“政治正确”的“语言禁忌”的外壳，所谓“政治正确”，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自由派大潮经过潮涨潮落以后所流开来的一股支流。
但是，这里有了一个微妙但是十分重要的变化。虽然自由派主张的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主张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等等，在几十年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可，甚至在很多领域有了成文法律的保障，也顺应了最近几十年美国社会朝野上下承认和鼓励文化多元化的历史大潮，但是，在自由派的根据地，大学校园里，他们却借着人多势众，把这些诉求或写进校规校纪，或形成校园舆论压力，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校园禁忌，并且开始向社会上扩散。而禁忌的范围又眼看着越来越大，没有什么可以琢磨的边界。因此，“政治正确”的内容还是反歧视，可是形式上却恰与当年反传统，反禁忌，求解放，求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驶了。
所以，现在轮到自由派的对手来提出反禁忌，求自由了。
那么，愤然反对“政治正确”的是什么人呢？冲在前面的自然是一些保守派。他们本来对自由派的主张就心存不满，但是碍于历史潮流、社会舆论和法律制约。他们被几十年来一股强劲的浪潮一下子冲得步履踉跄，现在是稳稳脚跟重新论理的时候，“政治正确”的语言禁忌，正好撞在他们的枪口上，这枪口就是美国最基本的传统：反禁忌和“言论自由”。确实，在美国任何触动“言论自由”这根弦的主张，都必须三思而行。
何况，任何事情只要一走极端就容易荒谬化。参与调侃的远不止是保守派。虽然自由派一直是大学校园里的多数，自由主义思潮是大学里的主流，但是年轻的大学生对于过多过严的禁忌很容易心生厌烦。再加上“政治正确”所搞的言语禁忌在形式和逻辑上太容易被攻击，结果，大学里开“政治正确”的玩笑成了一时的娱乐。有趣的是，此类攻击一点儿也不犯“政治正确”的忌。不是说这个词不好，应该改吗？那我就顺着改，改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幽默至少暴露出“语言禁忌”过度以后的荒谬。不仅年轻人乐于开这样的玩笑。有人还写了这一类的书，电子网上也有数不胜数的“政治正确幽默”。有人一本正经地说，称“残疾人”为“体能受挑战者”仍有歧视之嫌，应该叫“不同能力者”，而吸毒者应该叫“化学受挑战者”，罪犯应该叫“社交隔离者”，神经病应该叫“精神探索者”，弱智应该叫“自定认知速率”，死人应该叫“功能失灵的大地之子”，如此等等。
因为涉及的不是法律上“合法”和“非法”的概念，而是“是非对错”的概念，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争，就成了永远也打不清的口头官司，再加上很多人的调侃打趣，配上双方激进分子的严肃庄重，一时很是热闹。这些争执在表面上，集中在两个相互纠缠却又不能相互满足的诉求上，一方面是要发扬反歧视的主张，特别要在言论上杜绝歧视；另一方面是要伸张反对人为禁忌的理念，特别提出这是言论自由。
其实，这场有关“政治正确”的讨论并不是在就事论事，而是美国民众的两大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民权运动三十年来走到今天的状态，在进行探讨和反省。所以，也夹杂了大量情绪化的成分。在这场大讨论中，语言“政治正确”只是因其最容易受攻击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在语言问题上，言论自由其实还是上下一致的最高原则，美国人认为这才是决定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东西。因此，“政治正确”在美国的实际生活中，还远不到侵犯个人“言论自由”的地步。只要离开校园，在校规不起作用的地方，“政治正确”就没有任何强制成分，它只是一种被提倡的语言自律。校规虽然在校园里有“准法律”的作用，但是向校规挑战闹上法庭的事并不多。一旦上了法庭，“言论自由”这个版本还是胜过“政治正确”版本的。
例如前几年，南方有个州的一个大学生穿着印有骂人脏话的外衣到了校园。学校当局要处分他，学生偏偏不服，官司打到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已有判例，裁定学生行为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一种言论表达，尽管是骂人话，但是只要你把视线转开，它就没有冒犯你。本来这只是极罕见的个人行为，可是经过这么一禁，据说裁定出来后，校园里反而这种衣服风行一时。
语言“政治正确”的发端是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今天对它的发难也是对三十年实施民权措施反省的一部分。“政治正确”的辩论只是一个缩影。这场争执犹如美国一直在上演的历史，不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除了对契约的尊重，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始终有不同的侧重面。对契约的达成和遵守，表现了他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他们以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美国民众的保守和自由两大派中，大多数人的主张虽有倾向，但都还是温和的。而冲在主张最前沿的，往往是双方的激进者。
问题往往出在“激进”上。在语言“政治正确”的推行中，激进的自由派就有强加结论之嫌，而美国的传统是重程序而不强加结论的。更何况，推行“政治正确”的人们，急于求成，难免导致将人类社会存在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拿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为例，她们往往忽略了妇女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人们已经意识到，男的打铁，女的也打铁，并不一定就是平等。同样，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也是复杂的。好心提出把黑人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建议，虽然已经广泛流行，但是，许多黑人并不以为然。不少黑人认为多此一举，甚至有人反而质疑这种提法是在“制造不平等”，因为，白人为什么不叫“欧洲裔美国人”，而偏偏我们黑人特殊？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居然适得其反，反而搞得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也是始未料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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