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野史家眼中的佛郎机人

古代中国并非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国度，国内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和国际间异质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过。明代中后期中外交往愈加频繁，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尤其是在弘治、正德之后，皇帝大多昏聩怠政，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渐趋松弛，经济、文化上相对独立使得知识阶层得以游离于官方主流政治秩序之外，野史笔记逐渐勃兴，野史记载范围非常广泛，取材非常丰富，记载空间从内地向边疆甚至海外大大扩展，《行在阳秋》《南诏野史》、《朝鲜复国经略》、《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等有多处边疆和异域记载，有些野史中有倭船驶华及有关琉球群岛的记载。晚明野史撰述颇具世界眼光，反映明人的世界视野，这是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大环境相适应的。在明代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较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史·佛郎机传》对此有专门记载，而较早注意佛郎机人的野史著作是叶权的《贤博编》和王临亨的《粤剑编》。

 

叶权（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宁人，代表作是《贤博编》、《沙南集》、《平倭策》等。其中，《贤博编》是他游历吴越、福建、岭南等地所撰见闻杂记，对佛郎机人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体貌特征上，佛郎机人皮肤白皙洁净，多毛发，隆鼻，眉长而低，金发碧眼。衣着打扮上，佛郎机人往往手持念珠，右拽几杖，顶红帽，着裤袄，足登革履，以软皮为指套。天冷时，则戴毡笠，披毛衣。富者往往贴金戴银，以油涂身。妇女更为洁白，裹以幅布，耳缀金环，穿长衣拖地而行。饮食习惯上，他们喜爱味浓的烧烤，用玻璃杯饮洋酒，刀匙置西洋布上，手抓割食。礼节仪式上，男子以除帽半跪为礼，妇人与中国女子相似。宗教信仰上，佛郎机人对宗教非常笃信，仪节较为正式，通常隔数日即去礼拜寺。他们也讲求因果轮回。佛郎机人崇奉的神像为身长六七寸的香雕赤身男子，撑挂四肢，手足皆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说是旗先祖为恶而遭此苦。叶权还记载了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子的巨幅画，佛郎机人对其非常尊重。器物玩赏上，他记载了鸟统嘴枪，并认为此枪相当于佛郎机人的标志。他还区分了日本与佛郎机所制枪的不同，日本人所制“稍短而后有关可开”，而佛郎机人所制“长而后闭”。人持一支，犹如中国人之弓矢。叶权还称他亲眼见过其厉害，甚至说：“使有此物数支，伏阵中攒指之，何罹项羽哉！”表明了野史家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称赞。

 

更为可贵的是，《贤博编》记载了佛郎机人在广东各地与华人贸易等情况。叶权重点介绍了佛郎机人人占据澳门的状况。在叶权眼中，晚明广东已有比较频繁的中外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佛郎机人。他称有数千夷人聚集澳门，役使华人妻子儿女，并以愤慨口吻谴责夷人拐骗儿童、役使华人之罪恶行径。广东地方官为从中牟利只能“以美言奖诱之”，而难以武力节制。海市直接在船上交易，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也有一些夷人登陆犯事，勾结奸商流犯，从事诈骗贸易。佛郎机人还引发了区域性力量对比变动，东莞兵变时，地方武备难以制服土匪，只好免抽佛郎机人之税，借夷兵助剿。

 

此外，叶权还记载了黑奴。黑奴肌肤如墨，貌凶恶，蓬头垢面，生活悲惨，通常干些张朱盖、持剑棒保护白人主人的工作。黑人的耐受力比中国人强的多，他举例说，黑人溺水能“镇日坐水底，取堕物如拾诸陆”。黑人妇女厚嘴唇，往往额上施朱，更是丑陋无比。他认为黑奴来自某贫穷之国，因穷困潦倒才给佛郎机人做奴隶。

 

王临亨（1548—1601），字止之，江苏昆山人。《粤剑编》记载的是万历十九年（1601年）他赴广东审案时的所见所闻。《粤剑编》专辟“志外夷“一章记载了佛郎机人占据澳门的情况。在王临亨眼中，西洋人相貌奇异，深目隆鼻，秃顶髯虬髯。衣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言“撑犁孤涂，了不可解”。他认为佛郎机人的器物技艺较为高超，如钟表、酒壶、油画、雕塑、天鹅绒、琐袱等无不精雕细作。西洋人的钱币似中国钱形，两面有细纹。与《贤博编》一样，《粤剑编》也记载了黑奴，相貌奇丑无比却神通广大，误认为是死而复活被白人役使者。  

 

王临亨认识到这股佛郎机人往来中国，向来以澳门为中转之地，地方官曾驱逐过他们，但因明后期社会控制松弛，洋人渐渐蚁聚蜂结于澳门。明地方官允许华夷正当贸易，没收夷人不义之财，却难以驾驭佛郎机人，原因是夷人贿赂地方官吏使得他们的欺诈贸易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官吏只是坐而困之，实际上是姑息纵容。他还记载了西洋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不知何国二舟载众夷至澳门，被称为红毛鬼，身长丈许。两艘夷船非常庞大，外部用金属包裹，入水有二丈。已经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为红毛鬼与之争利，遂率兵逐之，红毛鬼战败，后不知所终。

 

整体上看，晚明对早期葡萄牙人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并未与之深入交往。事实上，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虽然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种、相貌、战船、文物冠裳、殖民扩张等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但起初明人并不知道佛郎机确切的地理位置。蔡汝贤《岭海异闻》和《东夷图说》认为佛郎机在东南亚。还有人甚至断定佛郎机就在爪哇和满刺加附近。叶权认识到，在澳门聚集的佛郎机人是大西洋之一国。野史家在记载史事时往往以天朝大国国民自居，对佛郎机人表现出轻蔑之情。激赏器物，却鄙夷其文物冠赏，视其进京传教或经商为朝贡。野史家往往以蔑视的口吻称其人为“夷人”，语言为“鸟语”。

 

晚明野史家对佛郎机人的关注反映出早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新鲜事物认识的渴望，中国人的世界观得到一次较大更新，这对晚明以降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后世文人墨客借助野史的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系列中西交往的历史图景，有人以“明人眼中的西洋人”为题行文在网上风行，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