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顾炎武的名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了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大跃进”饿死人之事至今有人不承认，现在人们习惯的提法还是“三年自然灾害”。前几年还有北大教师提到这段历史时遭学生当场斥责为造谣，闹到校领导那里，结果竟是这位教员被“下课”。近来还看到网上有为发动“大跃进”的最高领袖辩护，列举其曾批评过下面“浮夸”之“语录”，以说明罪在下面干部而领袖是英明的。对于后面这一点，反驳起来还需费一点考证和口舌。幸好有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敢于撄其逆鳞，引来龙颜大怒，严惩不贷，且株连无数，造成国家级大冤案。此案尽人皆知，有关案情已经详细公布，无法封杀。个中是非彰明较著，而且已有决议正式平反。仅举此一事就足以驳倒所谓领袖受蒙蔽，责任在下面之妄言。假设没有彭老总这样一位显赫人物铸成史有定论的著名冤案，当时千百万凭良心、说真话而遭整肃的小干部、小人物可能淹没于历史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个人以后得以“平反”，也难掀起波澜，扭转广大“被愚民”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彭老总以自己的牺牲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为明辨是非功过提供了一条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