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期待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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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心目中，乡亲有着不同的“脸谱”，有忧愁、有喜悦、有平淡；在每个人的看法里，农民在中国发展中有着不同的“担待”，无私奉献、坚韧达观；在每个人的笔下，展望乡村、农民的发展“图景”中，有期待、有彷徨、有悲情；种种表达，真情流露。就让我们倾听在中国改革历程中不断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们的寄语吧，相信这些肺腑之言能轻叩您的心弦，并让人顿悟——我们应该为中国的乡村、农民做些什么？他们心目中的乡村或许跟我们所见所闻有异同，他们的言语也并非绝对真理，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农民终有一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2010年已经开始，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您为农民做过什么  　　

　　周瑞金（著名报人）：近年，我和我的朋友在海南澄迈县一个村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和实践，为农民兄弟做过一些事，深感农民的无奈与艰难。 

党国英（学者）：在一个社会交易比过去自由了许多的社会里，很多人为农民做事；反过来说，农民也为很多人做事。我是一个学者，我以我的工作告诉人们事实，特别是告诉政府官员我在农村所观察到的事实。只是我讲的事实是经过整理后的事实，而不是直观的事实。直观的事实应主要由媒体的朋友提供。 

　　梁文道（作家、主持人）：很惭愧，除了在电视上说点话，在报纸上写点文章，我没做过什么。 

　　翟明磊（独立记者）：我曾在安徽农村参与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教农民开会。也曾报道农村第一例村务交接案，长期报道农村志愿者学校——复新学校，也报道了福建龙泉土地强迁案，这些事情令我难忘。 

　　余世存（学者）：惭愧，几乎可以说没做过什么。新世纪开始时写过一段时间的专栏，那时谈我们时代的正义多一些，一个主题即是要求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反哺。跟李凡先生等组成了第一个基层选举观摩团，实地介入过农民的选举活动。为农民工写过一首小诗——《歌拟奥登》…… 

　　鄢烈山（杂文家）：我关注农民的命运，不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更因为我是中国人，是人，希望人间畅行公平正义。但是我能为农民做的很有限，也就是用我笔为他们吁求公正。 

　　傅国涌（历史学者）：作为一个没有种过地的农民之子，我很惭愧，为农民说话太少，做得太少了。 

您眼中的乡村是何景象  　　

　　周瑞金（著名报人）：除了大城市郊区、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外，今天我国大多数农村依然落后。我在海南澄迈那个有千人以上的村里，看到有些农民居家条件竟然与我老家六十年前差不多破败。而村里农民大多家里没有厕所，连学校几百位师生也没有一个公共厕所。 

吴祚来（学者）：说实在的，乡村一直让我心痛。父母在的时候，我为父母日渐变老而心痛，父母不在的时候，望着父母的坟头心痛。夏秋之季，满畈的稻谷每年还在飘香，但村庄里只剩下更老的老人与更小的孩子。只有外面的城市里，才可能得到经济回报。 

　　徐友渔（学者）：我曾下乡当知青3年，农活苦，缺吃少穿，房屋漏雨，特别是没有柴烧。前几年回去过，发现老乡们吃的、穿的、抽的烟都比当时好，有些高兴。但只有很少几家盖得起房，都是有人在城里工作或打工。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家能盖房。 

　　翟明磊（独立记者）：中国的乡村在破败中，年青人出去打工，老人种田，乡村权威无存，电视文化统治，孩子们因为英语跟不上而厌学，也因为情感少而打架。中国的乡村困难重重，中国乡村失去了经济与文化上的根，成为破败之地。 

　　鄢烈山（杂文家）：某些方面有改善，某些方面在继续恶化。比如我的湖北老家，村里今年终于有了水泥路面，但环境污染治理毫无进展，我回老家住一宿也是看在老娘的面上。 

　　景凯旋（大学教授）：我的祖父是农民，我们许多城里人都是来自农村。农民是改革的最大功臣，又是改革的最小受益者。他们到城市里盖起一座座高楼，从矿井里挖出一块块煤，可他们得到的却是歧视性的暂住证，被迫失去土地，数不清的矿难和孩子的失学。乡村的城镇化也许是未来的方向，但绝不能采取强制和跃进的办法，应当想到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来何以为生。 

　　傅国涌（历史学者）：曾和我血肉相连的乡村正变得日益陌生，一刀切的“推土机模式”不仅让城市变得粗鄙，也让乡村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越来越噪杂不安。 

　　杨恒均（作家）：2009年我去过几次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村，乡村凸显破败，即便有农民工寄钱回家修了新房子，但也因为那房子没人住，而显得有些荒凉。 

柴子文（编辑）：我们的村子已经被商品房淹没了。幸或者不幸，我小时候见过真正的田园。

　　默客（网络编辑）：我眼中的乡村有两种，一是富庶地区的乡村，真的很漂亮——有洋楼、番狗、美景、美女；另一个是落后地区的乡村——青山绿水没了，连人也基本只见老人和孩子。现在的乡村，悲喜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