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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权利缺失形成“新底层社会”危险的贫富差距
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变成可能
一方面，权力在市场的扩张，导致了收入的跑漏，另一方面，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这加剧了贫富差距朝着两极化的方向无限延伸。
因为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制度不健全，是权力扩张的结果，所以结合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就只能把改革的希望放在初次分配上，而不是再次分配上，制度不公下的二次分配会出现“逆向调节”现象。
中国的劳动者群体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劳动群体，他们受过九年中等教育，吃苦耐劳，纪律性强，但占人口主体的部分却集体成了所谓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符号暴力下，甚至劳动者自己也认同了这样的标签——弱势群体，能保住饭碗领上工资吃上饭，一切都就忍耐着过吧。
蛋糕已经被我们做得如此之大，劳动者的收入不见增长，低收入的状况没有改观，相反，“提高劳动者素质”却成了振振有词的口号，这岂不是天下最奇特的逻辑？更应该培训提高的根本不是劳动者。但是，人们好像永远在承受默认这样“低素质”的逻辑。
因此，在这里仍有必要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有一套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方法，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贫困其实是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
反观中国的权利体系，人们会发现阿马蒂亚·森真的不愧是发展经济学之父。你的灰色收入，正是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它其实是一种体制的抢劫，对权利剥夺的结果。如果说劳动者的素质低，那其实只是意味着他们的权利是残缺不完整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利总是对接着现实的经济利益，权利不仅仅具备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可以兑换成真金白银。不管是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各个层面的状况，都可以证明工会是值钱的，农民的自治组织是值钱的，监督权是值钱的，选举权更是值钱的。
知名历史学者吴思提供了一个案例，从1927年起，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工人工资陡升，原因就是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一名来自山东菏泽的年轻人，发动了工人，组织了工会与老板集体谈判，结果将平均工资增加了37%。据吴思的测算，假如今天的农民工有权利组建自己的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7%，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笔者此前也曾调查过一个水果专业村的销售过程，很有意思。全程看到了这种价格的博弈，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吗？非也。你的苹果你做主吗？非也。事实上，只有果农联合的力量才能对付单纯追利的资本（其实，这些资本还都是些小资本），否则你就会一败涂地。你几乎赚不到钱，虽然你的水果质量很好，可以卖进大城市的超市。这样的案例，在有农会的韩国、日本、台湾，普遍存在。
那么选举权、监督权跟劳动者收入有关联吗？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台湾在开始县乡选举之后，建筑工人成为台湾行业平均工资最高者，而按照现在的数据，建筑与纺织，是北京平均工资最低的两个，不足两万，而最高的证券业超百万。
监督权虽然不能直接转化普通民众的现金收入，但可以直接拉低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使得贫富差距变小。王小鲁教授同样赞成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破解贫富差距，他认为，要提高制度和管理的透明度，首先要取得社会公众的监督，没有社会监督，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能阻止腐败，也不能阻止寻租行为。
另外，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因为自由迁徙权、社会保障的不均等，二元的结构实质上变得更加深化。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解释，为何农村挣钱更难了？因为城市里人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再往农村走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钱大部分还是要往农村人那里走圈的。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
“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
通过权利的正本清源，让劳动者增加自主组织性，从而增加集体谈判能力，实现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之间合理的初次分配，通过财政公开透明给人民赋予监督权，让人民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管。每一项权利，对接的都是现实的收入和利益。
当然，稳定偏好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言，从来就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但僵化的稳定，只能一次次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有一种美国式的贫富差距值得欣赏，虽然基尼系数也不低，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极化，而是一极化方向发展下的差距。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惊人的贫富差距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当拥有被剥夺感的群体越来越庞大，这岂不是最大的不稳定，最大的危险？
【作者简介】王小鲁 195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90年代赴澳大利亚访问和学习，近年来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和多家国际学术机构的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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