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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官与仇富：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农民在街头打出的横幅
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主讲人：杨继绳《炎黄春秋》主编、副社长
点评：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谢立斌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时间：5月11日（周二晚19：00）
地点：学院路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谢立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由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举办的“宪政的中国趋势”大型系列高级讲坛。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杨继绳教授给我们做讲座。杨教授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编、副社长，是新华社退休的高级记者、教授，曾任《经济参考报》编委，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杨教授徜徉于学术和杂志中间，发表新闻作品上千篇，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杨教授的代表作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今天评论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现在先请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致辞。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宪政讲堂是宪政研究中心的学术品牌。这是我们每年一期，以中国政法大学师生为对象，就法治、民主和人权问题，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和学者，就宪政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社会热点、焦点密切相关的宪政问题，进行理论的阐述和现实的说明。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么多的老师和同学来参与这次讲座。
“宪政”这次词很重要，中国为之奋斗了一百多年。现实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学术研究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理论。我们邀请的都是一些在宪政问题上造诣颇深的专家，或者说与宪政问题相关的专家。宪政研究中心还承接了其他的项目，如公共预算改革，公共参与，反就业歧视，以及其他的一些NGO的组织和选举项目。我们的网站是人大与议会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宪政研究中心的活动。宪政研究中心坚持为中国宪政做贡献的理念，愿意为中国的宪政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今天很高兴请来杨继绳老师，现在请杨老师开讲。
杨继绳（《炎黄春秋》主编、副社长）：
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进行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权利市场经济的困境》，希望能够与大家进行交流。
今天我准备围绕权利市场经济谈七个方面：
一，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权力体系
三，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
四，权力市场经济是怎样形成的
五，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危机
六，权力市场经济的两难困境
七，走出困境：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首先让我给大家阐释一下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一、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取私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大量的社会的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学者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第一是“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不愿意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与“权力”两个概念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权力体系
权力市场经济的权力体系基本是改革以前的权力体系。它包括：名为共和的政治体制、党领导一切政治结构、舆论的国家控制等等。不过，改革开放使得这个权力体系有了些进步。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有：
（一）名为共和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专制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新中国借鉴苏联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金字塔”顶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最后决定权。尽管这有些帝王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是荒蛮之地。现代极权制度，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党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
（二）党领导一切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车间、村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是要服从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邓小平语）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免要经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在经济上，民主党派是靠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具有社会团体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也是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三）党指挥枪：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毛泽东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对中国历代的监军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1．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
2．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3．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4．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
5．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
6．“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相互制衡。
7．司、政、后分立。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8．强干弱枝。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掌握了中国。其他人都没有军权。
（四）思想控制：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
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政府官员。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党委宣传部门决定。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消灭，有的沉默，有的失真。胡绳80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政治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的。主要表现在：
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
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
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
6．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
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当然，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很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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