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另外，有个流行多年的说法，认识客观规律（后来加一个改造客观规律）就是自由。说认识客观世界就是自由了，几百年前，已经有人讲过。弗兰西斯·培根就说过：“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9】这是认识论的一个观点，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没有自由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整个社会要转型，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公民的权利问题要不要解决？自由跟权利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讲公民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就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三者是同一个东西。【10】你回避这个问题，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受到压制的环境下，你不去争取自由，而讲修身养性，读传统，就能够读到自由了；这没有尽到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你可以不说，你有缄默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讲假话，讲假话是误人的。任何时候，受到多大压力，我不说，我不开口，沉默，我保持我的尊严，但是你不能出卖灵魂。

 

　　说完这些，就要回到正题：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即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得到自由的。过程和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先从经济领域得到的。在推行新政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政治自由，连经济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一个是财产所有权实行家族所有制，父母、祖父母在，个人不得分产自立，违反者要判刑。更利害的是政府控制经济命脉，办企业一律实行批准制，要地方督抚乃至朝廷批准。而有权有势的人办企业得到批准，还可以得到垄断性的专营权。我办了，其他人在若干年内不能办同类企业。例如，第一个驻英国、法国，也是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从英国回到家乡湖南，联合乡绅，想办一个轮船公司，从湘江那边到汉口之间来往运载客货。郭嵩焘三次打报告给张之洞，都没有得到批准。郭为此走后门，找李鸿章。李鸿章跟张之洞不是那么合拍，还是解决不了。郭嵩焘在19世纪90年代初死了，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直到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出面，要求在湖南境内准许轮船营运，张之洞还是不同意。理由是有了小火轮，外国人就要进来！挺讲政治的。允许私有经济比较自由发展，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特别是经过义和团事件，中国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后，再不能走老路了，慈禧实行新政，那个时候才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机构和制度，都建立起来了，还有种种奖励办法。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开始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修改原有的大清刑律，删掉那些很残酷的一些条例，然后制定出大清新刑律，新民律，还有刑事、民事诉讼法。制定了多少法律，我记不准确。很简单，你去查查文献，大致上想一想，20世纪80至90年代我们制订了什么法律，那个时候一般都有了。我们不过是重复大清帝国做过或没有做完的事。什么《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各种各样的法，我们不是八十年代特别是90年代才有的？我们90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才继续做这些工作，令人痛心，但是这是历史，这是现实。

 

　　总之，我们获得自由就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民主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清末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大家可以读一读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会议记录，很有意思。讲个故事，我做过人民代表，最高的全国人民代表和最基层的乡人民代表我都做过。1988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全国人民代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当选名单，有位朋友拿着报纸问我，“老袁，上面那个袁伟时是不是你啊？”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叫袁伟时，报纸上登的那个袁伟时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代表我是很自豪的，1958年我在农村，农民选我做乡人民代表（广东高明县大沙乡）。那时年轻，下放劳动，我干活和工作都很卖力，农民认为这个人还不错，一选乡人民代表，很多人大声喊：“老袁！老袁！老袁！”就这样将我选上了。前几年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当选乡人民代表的证书还在。根据我看过的历史材料，我参加的人代会的实践，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人代会没有达到晚清咨议局的那个水平，没有达到资政院的水平；尽管顾名思义，后者还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你或许不信，但我是讲真话，有记录为证。以广东咨议局的会议记录来说，对官员的批评是很尖锐的。陈炯明是咨议局的议员，他就提出来，“我们现在应该建立政党。”在通过的决议里面就说，“这个委员的建议很好，我们不要叫政党，叫辅助团体，换个名字”（大意）。这样开会，水平不低吧？清末多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各省咨议局和商会、教育会领导的。民主也在那个时候发端了，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在清末发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详细讲了。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在网上找我的一篇文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2月号上，里面讲的比较系统。

 

（四）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为何中断？

 

　　任何国家的自由、民主、法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可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一再受挫，1927年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后就中断了。原因在哪里？传统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不彻底，没有发动农民，因此，民主共和制度巩固不了。我认为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没有发动农民。那个时候大量的民军进城，民军就是农民。但是进城以后这些民军要遣散，那就费了很大劲，有些地方还有严重冲突。说到无产阶级领导，许多国家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却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没有适应新的形势。

 

　　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有没有共和，是不是某一个人主观决定的？不是，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什么？要有多元社会，要有多元的社会力量互相制约，在中国还要通过发展现代经济，突破那些宗法关系。孙中山说中国要团结起来，怎么团结？“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利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很多。”【11】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结束之际，特地跑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开始演讲三民主义，应该说是他的最后见解了。假如按照孙中山这套办法去做，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反封建就要用个人本位来代替家族本位，简单一些就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来代替集体本位主义。说来令人痛心，中国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些常识，把世界学术领域所说的个人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里面专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英语是egoism，准确地说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英语是individualism，有的人翻译为个人本位主义。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的解放，是人从各种各样的宗法专制羁绊中解放出来。

 

　　人的解放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必然产生极权专制统治，苏俄和苏联就是一个极坏的典型。它从兴起到崩溃只有74年，原因当然很复杂，主要原因之一跟它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俄国流行的东正教是天主教的一个流派。东正教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政权，政教合一而皇权高于和控制教权。它从东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这样的。在俄国，彼得大帝于1721年下令设立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将教会置于沙皇官吏的监督管理下，以后就一直沿袭下来了。一个社会要多元，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英国1215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南宋时期，就有《自由大宪章》了，它通过契约关系来约束和规范贵族、城市和国王的关系。在西方，教会独立，跟政权互相牵制，封建领主又有独立性，加上城市自治，还有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传统，多种力量牵制下，民主自由慢慢就发展起来了。东正教不是独立的，它依附政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12】我们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权高于一切，宗法关系和家长制统治，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在本土自发生长。东正教引导老百姓顺从统治者，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可，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尽管有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受尽了苦难。苏俄和后来的苏联成立后，没有正视这个坏传统，反而变本加厉，压制和剥夺个人自由，结果把国家大厦建筑在沙滩上，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下子就垮掉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辛亥革命前后，民主运动从各方面发展起来，这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清末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矿业，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及辛亥革命以前，以每年平均15%的速度发展。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经济是处在比较高速的发展状态的，这从国家的收入就可以看出来。清末财政收入，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时候，大致七千万两上下；到1910、1911年的时候，达三亿两左右。过去讲中国民族工业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那样发展起来的。这个有道理，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前提，在此以前清末新政开始已经建立了制度基础，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前提。与此相适应，这时民间社会的力量，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发展也相当迅速。以商会来讲，到辛亥革命前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一千个；辛亥革命后，每年又大致上以一百个的速度增加。这个商会不是现在我们工商联那样的乖孩子，它是有什么意见都要发表的，对国内国外大事都要发表自己意见的。它还有武装——商团，有独立组织，甚至救火会也就是消防都是由它管的。我看它章程里面，连工商登记都要通过它，所以它是真正自由的。为什么清末那几次请开国会运动搞的那么厉害，就是有商会、教育会为后盾。加上各省的咨议局，是强硬的，不是橡皮图章。简单一句话，这个运动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是民间团体独立自主联合起来领导请开国会运动的。这个多元社会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存在，推到了专制皇朝，那更加自由了，各方面政治力量都发展的很快。本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完全可以实现民主、共和、自由，慢慢发展起来。结果不行，失败了，为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插几句话。假如我们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独立的公民，有自己尊严有自己人格的一个独立公民，那就应该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家站的更高。我们不是他的臣子。如果我们跪在他脚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你就别研究了，那是奴才心态，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回答问题。我们是历史研究者，所有历史事件不过是可供解剖的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则是一些历史符号。我们要探寻这些历史符号和材料后面的东西，解开历史之谜。要是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不难发现所有各派的政治领袖，都犯了重大的错误。

 

　　首先是梁启超。梁是立宪派的领袖，那个时候作为立宪派社会基础的商会、教育会仍然非常活跃，但是立宪派没有发展成强大的政党，不可能牵制袁世凯。袁世凯本性是专制的。为什么这个家伙专制？他本来就是专制王朝的骨干，是比较开明的大臣，多说就是废话了。在一定的力量牵制下面，他就专制不了。那梁启超呢？他认为今后稳定局势，协调各方，稳定国家，要靠袁世凯；他自己则可以转移舆论，引导大家，不要那么急躁了，应该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所以，他就参加袁世凯政权，成为参政党。但是，在袁世凯政权里面，梁启超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他起不了批判袁世凯、牵制袁世凯或者设计袁世凯的施政方向这样一些作用。袁世凯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招牌，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梁启超这个时候没有保持作为一个批判力量的代表，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人、立宪派没有下功夫将那些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错误责任恐怕发生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孙中山的问题在哪里呢？革命以后，他认为三民主义，有两民已实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实现了，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这可以看文献，孙中山到处去讲，“以后我的责任是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大家要相信袁世凯。”（大意）二十万里，中国的铁路，修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二十万里，现在我国才七万公里左右，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2005年，才有可能达到7万5千公里左右。十年修二十万里能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责任不是搞实业。你搞实业，你下海了，你就不是政治家了，你就变成商人或企业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宣布三民主义两个主义实现了，这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