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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勇：喀什暴力事件被“被访记”——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问答录 >> 阅读
姚新勇：喀什暴力事件被“被访记”——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问答录
另外我再给你举一件事，那就是今年七·五前夜，张春贤去大湾夜市。有人说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做秀，但我不这样简单认为。其实政治人物难免优秀，如果有必要做优秀也无妨。不知你看没看到一张他访夜市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张春贤与陪他的一帮人员，来到一张桌子旁边，那张桌子座的都维吾尔族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站起来迎接张春贤，而且表情还有点傲的样子，相反倒是张尤其是张的随从们的表情显得讨好、尴尬。这完全不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优秀。对这张照片我们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你可以说这表明维吾尔人并不买张的面子，表明他们对中国政府、汉人的内心鄙视、仇恨。你也可以解读为它的确表明，张去新疆以后，政府的治理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老百姓不再那么怕当官的了。不管你怎样解释，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事情，在王乐泉时代，绝对不可能发生；而且一个共产党的省级高官，能做到这个份上，是非常难的。这说明张春贤的确想努力从深层处改善维汉族群之间的关系。
我还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西部》杂志？它以前是《新疆文学》，后来改成《中国西部文学》，再后来它与香港的某个商业机构合作，变得几乎完全没有文学性、严肃性了。但是最近《西部》改版以后，在执行主编沈苇的主持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了多元文化色彩，办得相当不错。这固然与沈苇的努力分不开，但也与张春贤的新政有很大的关系。张春贤不仅批文拨专款资助《西部》，而且据说，每期杂志都送给张看，而且他也的确看了不少内容。试想，如果没有张春贤的支持、首肯，《西部》杂志完全不可能有今天的变化。这说明张注意到了文化对于加强国家认同、促进不同族群之间情感的作用。张春贤是比较重视文化的作用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庆祝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一周年的相关活动等。
从各个方面的观察看，或许可以说张春贤是一个能臣或廉臣，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能干的封疆大吏，包括末世王朝。但不管他们再多么能干，也只能在一些小的方面进行修修补补，并不可能主导大的方针决策，也很难真正扭转形势。我就听新疆的一位搞经济的交际很广的朋友说，张来疆之后，是有些变化，他个人也的确与王乐泉相当不同，但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最多只是一些表面的变化而已，不解决根本问题。我也是这样认为。比如说之前我回新疆，竟然发现我打不开自己的博客。连这样想促进维汉人民情感、帮助新疆稳定、国家稳定的博客都不能打开，都被判定为敏感博客，那当权也太没有自信心了。
沈泽玮：那你是不是认为张春贤的“柔性治疆”还是失败了。那在你看来，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新疆问题。
姚新勇：很难说张的新疆“新政”就没有效果。新疆问题那么多，哪能一下子解决。我认为所谓的“柔性治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大棒加在胡萝卜”的方式。七·五事件之后，中央大大加强了援助新疆的力度，而且也的确在民生问题的解决上下了不少力气，但是这些还都是经济手段，是经济至上主义。这不能说对于改善族群关系没有作用，但不解决根本问题。
沈泽玮：你是说中央在新疆采取的是“经济至上主义”的策略吗？
姚新勇：不仅是在新疆，在西藏也是，在其他许多地方，比如说前不久的汶川羌族那里都是。如果光用经济手段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西藏早就不应该再出问题了。国家要维持边疆的稳定，无论是使用必要的国家强力还是发展经济、经济救助，都是必要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用强力保证国家统一、安定的决心，那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国家不分崩离析了。但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如何增强那些有离心倾向的少数族裔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解决不了，无论高压还是经济援助，都是没有用的。
沈泽玮：老师你是不是说，主要要加强国家认同、民族融和？
姚新勇：我反对“民族融和”的提法。“民族融和”，谁融和谁？是维吾尔族融和于汉族，还是汉族融合于维吾尔族？我说的是要想法消除族群之间的隔阂，加强不同族群人民之间的交流，增强彼此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切实增强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族裔人民的国家认同。但是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成问题，总是怕敏感，不敢让民众公开讨论有关问题。结果是不仅维汉、藏汉之间的隔膜、仇恨越来越深，而且政府自己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好还是差，在外人看来，都成了坏事，都见不得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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