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期】豪侠殉道：解倒悬之急的国民性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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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97年，清朝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是戊戌变法的前一年。33岁的谭嗣同在南京候补知府，面对清廷的内忧外患与积贫积弱，谭嗣同痛心疾首，在他刚刚完成的《仁学》第三十四篇中大声疾呼实行社会变革：

且举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

这里说到的陈涉，也就是陈胜，在秦末首举义旗；杨玄感是隋炀帝时权臣杨素之子，任礼部尚书，大业九年（613年），他起兵反隋，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陈涉、杨玄感都迅速兵败了，但他们却奏响了一个腐朽时代的大起义序曲。当然，谭嗣同并不主张改朝换代，他更加愿意像日本那样实施君主立宪：

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侠气，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谭嗣同在这里表露了他钟情于日本武侠精神对民族传统的扬弃和提升。当然，他更钟情于西汉游侠对主流政治的促进和补充：

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

那么，游侠在汉代是一种什么形态呢？

二

汉朝初建，天下太平。而对于急欲巩固统治的刘邦来说，却正是秋后算账时节。

洛阳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府，忽然来了一辆神秘的马车，车上下来的是以解困救急而名满天下的鲁国大侠朱家。朱大侠在滕公府上盘桓数日，每日饮酒高谈，说尽当世风流。一日，谈及楚国大侠季布，朱家慨然长叹：“季布犯了什么大罪，使得皇上现在要全力通缉？”滕公说：“季布当时在项羽帐下，多次带兵把皇上逼到绝路，皇上很生气，一定要治他的罪。”朱家说：“滕公以为季布是什么样的人呢？”滕公说：“是贤者。”于是朱家以“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始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的道理，说动滕公向刘邦进言，赦免了季布。后来，季布历任中郎将、河东太守等职，成为汉初名臣。

朱家救季布，成为千古美谈，也是汉初大侠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典型例子。两汉之时，侠风流荡，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由于游侠在汉代的独特地位，使得《史记》、《汉书》成为二十四史中仅有的两部为游侠专门列传的史书，记载了大汉游侠的盛况。根据游侠在汉代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义侠阶段，主要是汉武帝及其以前的汉初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个阶段游侠的特点是：大侠辈出，侠义道德成为世人崇尚的人格风标，名侠郭解便是典型例子。

到汉武帝时，游侠不仅与朝廷分权争利，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朝廷统治思想从黄老之治到独尊儒术的改换，汉武帝对游侠大开杀戒，西汉游侠也随之进入第二个阶段：轻侠阶段。

经过汉武帝以来对于游侠的大力镇压，游侠自我收敛，不再动辄触犯王法，不再影响重大社会政治生活，而是以民间黏合剂的功能成为朝廷统治体系的补充，这时，他们自己也乐得富足适意，这是第三阶段：豪侠阶段。

相对于“游侠”一词自《韩非子》以来已经成为汉代的通行术语而言，“豪侠”一词出现较晚。《史记》中有“豪”、“豪杰”、“豪强”、“大豪”等用法，但尚无“豪侠”出现。即使是在《汉书》中，“豪侠”一词也仅仅只有四处：《赵广汉传》称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游侠传》称郭解被杀后“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成帝河平年间京兆尹王尊“捕击豪侠”，以及“王莽居摄，诛锄豪侠”。直到东汉中后期，“豪侠”一词才大量出现，并成为沿袭近两千年直至晚清的中国侠文化主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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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云波来源：《百家讲坛》（蓝）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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