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期】豪侠殉道：解倒悬之急的国民性改良

 

三

 

        两汉游侠之所以能纵情肆志而笑傲于江湖，就在于儒家和墨家等先秦显学对中国侠文化在人格上的匡正和厘清。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对前代游侠作了梳理，他认为：追寻侠的源流，可从韩非所称“儒侠”着手，孔子门下，所谓“有道仁人”，道德操守即与游侠相似。

 

        韩非，是战国晚期韩国王室公子，目睹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特别写了《五蠹》一篇，指出有五种人是国家之害，他们或者误导社会风气，或者违法乱纪。其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当时社会上违法乱纪的典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记载。韩非对当时“侠”的两个特征做了强调：在行为方式上，是“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以集团方式出现，以武力违法自守；在道德信条上，既“弃官宠交”，又“肆意陈欲”，以朋友义气为上，以痛快豪放为上。韩非说起侠来，颇有些含血愤天；而从他的记载来看，侠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没有对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韩非的故国起到好的作用，因而他断言，“侠”确实不是好东西！

 

        因为侠不好，所以侠就需要进行道德上的匡正；因为侠太乱，所以侠就需要行为上的厘清。在《韩非子》的关键词里，可以看到，“儒侠”和“儒墨”在“显学”层面上常常界限不清。这就说明，在当时社会上，侠的记载虽然较晚，但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而且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就在于侠和儒、墨这两大先秦“显学”有着理不清的千头万绪，侠在行为和道德上，都受到了儒、墨两大“显学”的深刻影响。

 

        从韩非使用“儒墨”和“儒侠”这两个词的词序来看，侠似乎更加接近于墨家。而实际上，带剑而聚集徒属的侠的特征，也是墨家的特征。因此，后世常常把墨家看作是侠。比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就说墨家可分为兼爱、游侠、名理三派，分别偏重于道德、行为、学术，而汉初的大侠“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

 

        韩非把儒、侠放到一起，又把儒、墨放在一起，不仅是儒与侠二者在行为本质上常有相似，墨与侠也颇有关系。儒家只是部分弟子有勇，因为孔子并不提倡以勇为先；而墨子则是全体弟子有勇，因为墨子本人就加以倡导。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机构，首领称为“巨子”，墨子本人亲任第一任巨子，既是精神领袖，也是军事领袖，并且总是身先士卒，不惜以身犯险。

 

        鲁班曾接受楚国邀请，为楚军制造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墨子主张“非攻”，但在当时强者为王的天下大势之下，只能以更高明的军事手段来达成和平。墨子只身来到楚国，以天下形势利弊劝说楚王，楚王说鲁班已经为他造好了云梯，楚国一定要攻宋。墨子于是找到鲁班，和他进行模拟攻防，九个回合下来，鲁班的进攻手段已经用完，而墨子的防御还绰绰有余。鲁班说：“我还有一件秘密武器，但是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的秘密武器，我也不说。”他们一起面见楚王，墨子说：“鲁班的意思，不过是杀了臣，宋国就守不住了。但是，臣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设计的守城武器，在城上以逸待劳迎接楚军。杀了臣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计划。

 

        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墨家集团就是当时的维和部队，只不过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行动的“志愿者”，没有得到周天子以及任何体制内机构的授权。

 

        墨侠追求诸侯各国和平相处，主观愿望是反对侵略。但当时的历史潮流是，小国林立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历史呼唤统一，而统一却无法由和平来完成，战争成了唯一的选择。墨侠虽然极力帮助弱国防御，却因为力量太小，在当时动辄出兵数十万的大型战争中，丝毫不能阻止战争进程。墨侠自身力量的有限，使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他们几乎不受任何强国欢迎的立场，使他们逐渐变成秘密团体，在民间传说中被赋予了种种怪异色彩，甚至近似于后来武侠小说中的“魔教”，到汉代便已经式微。

 

        儒家同样被韩非与侠相提并论，但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不在于以武力式的勇气去行动，而在于以人格化的勇气去修养。由此，儒家就把“侠卒”这些体制外的勇气之士规范到“义勇”的道德框架之中，使“侠”成为一种人格标志。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已经58周岁了。他从曹国来到宋国，和弟子一起在大树下练习周礼。宋国司马桓魋（tuí）不喜欢孔子，又不便直接杀了孔子，于是派人挑衅，将大树连根拔起，想要和孔子决斗。弟子们都说：“快点跑吧！”孔子这时斩钉截铁地说了那句后来流传千古的名言：“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桓氏心里也没有底，就自动退走了。这里孔子的处理方式很值得玩味，孔子的不怕，是真是假？据史书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力气很大，在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的一次战斗中，曾双手撑开城门，人们用《诗经》里的“有力如虎”来赞美他。孔子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史记》说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有“长人”之称，按西周尺19.7厘米计算有一米九，按东周尺23.1厘米计算则有二米二。孔子酒量也很大，文献记载他从来没有醉过。至于力气，从《吕氏春秋·慎大览》开始，到《淮南子·道应训》、《颜氏家训·诫兵篇》以及《列子·说符篇》都记载说“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不过，他虽能徒手打开城门，“而不肯以力闻”，并不想显露功夫。因此，桓魋派人拔树挑战，他不肯应战，并非是打不过，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大概桓魋也知道这一点，想挑衅而孔子让他找不到借口，他也就不好意思出动大军杀死孔子了。

 

        正是秉持着这一原则，面对桓魋拔树的挑衅，他才不以勇力相对抗，而是坚信自己的仁德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并以无上的智慧去面对这一挑战，最终化解危机，找到机会退走。

 

        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智、勇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仁是终极目的，智是首选途径，勇是以强大实力作为后盾并作为在万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经过儒家的教化改造，侠作为勇者但并不首先要表现勇。勇只是他们人格的标志，是他们的底气所在。侠追求的是在这种勇气的激励下，能够“有所必为，有所不为”。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中，侠首先不是以武功解决问题的武士，而是以仁心智慧和人格勇气解决问题的义士，这进一步形成了对片面强调武力的否定。即孔子所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在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下，侠者实现了从“武术家”到“活动家”的转变。到秦汉之际，人们都不再强调游侠的武功和勇力；相反，那些以武功而知名、以武力而行事的，并不被人们视为游侠，如荆轲等人，人们只把他们看作是“刺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恐怖分子），这是与游侠有着重大差别的。

 

四

 

        虽然晚清时“侠”的概念已非墨侠—它已被儒家道德规范下的“侠”所取代，墨侠到汉代就渐渐消失了，但就侠这一点而言，谭嗣同与当时各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如他在《仁学·自序》中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在清朝后期，兴起了一股墨学复兴思潮，而人们纷纷把墨子理解为“侠”，谭嗣同也认为：“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

 

        和历史上的墨侠有所不同的是，谭嗣同更主张像东汉党锢清流和南宋永嘉学派那样，以知识分子的正义人格去完成社会改良的重任。但事实上，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腐朽势力，谭嗣同的理想在次年就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无情地摧毁了。这时，谭嗣同的任侠人格，再一次放射绚烂光华，使他勇于牺牲自己，以生命实践了墨侠的殉道精神。

 

        谭嗣同的任侠精神，在少年时就有所表现。谭嗣同11岁时随父亲到京师，住在浏阳会馆，向胡七学双刀。但胡七认为双刀不如单刀好，就向谭嗣同推荐了著名的“义侠”大刀王五，学习单刀和剑术。谭嗣同深受王五的侠义人格影响，在13岁那年除夕，他写过一副对联说：“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18岁时，谭嗣同来到甘肃父亲的任所，作《望海潮》词自题小像：“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他父亲谭继洵历任甘肃巩秦阶道员［即巩昌府（府治今甘肃陇西）、秦州（州治今甘肃天水）、阶州（州治今甘肃武都）一府二州的长官］、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谭嗣同少年盛气，和父亲麾下兵丁一起，远涉深山大漠，足迹至于边塞，颇过了一段清狂豪纵的游侠生活，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谭嗣同在京师，大刀王五曾和他说到可以多多结交燕赵游侠。其后，在《吴铁樵传》中，谭嗣同更进一步述说了对“所谓燕赵之士，任侠重然诺者，益相物色而罗致之”。

 

        不仅改良派要结纳游侠，游侠也希望借改良派而实现抱负。据胡七回忆，当谭嗣同在浏阳会馆时，胡七等人组织了秘密团体“十八兄弟”，他们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不平，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带头大哥。于是，十八兄弟就让胡七和王五出面教谭嗣同武功，希望谭嗣同在学成武功后出来当带头大哥，而其余16人暗中追随。

 

        9月20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谭嗣同和王五密谋救出光绪，希望在23日晚上能够扭转乾坤，再建新政。由守卫瀛台的六名太监为内应，王五带十几位武林高手扑宫。这些武林高手，平时飞檐走壁，十分厉害，但面对皇宫禁苑，却一开始就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进入大前门、正阳门、宣武门时伤亡惨重，到半夜只剩下三五人，而最后只有王五一人进入内苑。王五等到戌时再次开始行动，不消半个时辰就翻过了南苑宫墙，到了南海边上。但在这个时候，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中南海地图弄丢了，只记得瀛台在南海中央，于是开始寻找一个四面环水的楼台。而就在此时，几名内应太监等得心焦，也沉不住气了，半夜起来，悄悄叫醒皇帝，放下吊桥，企图逃出瀛台，结果全部被值宿禁卫拿获。正在寻找瀛台的王五，听到人声喧哗，灯火齐明，知道大事已去，无奈之中抱恨逃出宫来。

 

        变法失败，谭嗣同不仅拒绝了梁启超和日本公使劝他前往日本的建议，也拒绝了王五等江湖游侠保护他去南方以图重整天下的厚意，决意以一死来唤醒天下。后来，大刀王五和胡七等人又准备在临刑之日劫法场，也未能成功。康有为后来作《六哀诗》中感叹：“奇计仗义侠，惜哉皆不成！”

 

        仅就谭嗣同而言，他倡导侠义人格，构成了变法以及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虽然变法失败了，也证明民间游侠和自清初以来遍地皆是的“反清复明”帮会社团一样，无法撼动封建朝廷的统治基础。但也证明，侠义精神对于国民性的改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在谭嗣同之后，侠义精神继续向着主流靠近，而在革命党和改良派那里，则又有了具体行为实践和文化人格培养的区别。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