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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当失足成为习惯
失足成习惯
虽然刘师培背信弃义、一意孤行，但昔日的革命战友并未完全抛弃他，对他仍抱有希望。最够哥们儿的还要数章太炎，虽然他几乎被刘师培整得身败名裂，但他却不计前嫌，想法设法要把刘师培从敌方争取过来。谁知刘师培却乐滋滋地待在端方幕府之中，整日里研究经书，把玩金石，不问世事，乐不思蜀，过起了清静闲雅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革命形势一日千里，不可阻遏，大清的江山已是摇摇欲坠。1911年11月，端方在资州被部将所杀，刘师培被拘押。
革命败类落入我方之手，革命党人自然要除之以大快人心，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却不同意。在他们看来，刘师培的革命事迹虽然狗屁不是，但他的学术成就实在罕有人能与之媲美。本着无论如何要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保留一颗读书种子的原则，章太炎再度出马，发表宣言，以为不应杀刘师培。当得知刘师培被拘囚资州后，章太炎更是联合蔡元培，打通关节，以教育部的名义要求释放刘师培。章、蔡等人的个人营救行为由此竟堂而皇之地变作民国中央政府的指示，刘师培想不出来都难。获释后，刘师培任教于四川国学院，倒也安分守己。不过，已经习惯了在惊涛骇浪上游走的他不甘心终老于学校之中，况且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何震也不希望自己后半生做一个教书匠的老婆，她时不时地挖苦、嘲讽、暗示、劝告自己的老公，一定要出头。
不甘寂寞也好，畏惧悍妻也罢，刘师培决定改变，拿着身家性命再豪赌一次。这次他把赌注压在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身上。于是，刘师培习惯性地再次失足了。
刘师培前来投靠，袁世凯自然欢欣不已，给了他一个公府谘议的头衔。这是个领薪水的闲差使，刘师培不太满足，就给袁世凯递上了一个谢恩的折子，其目的除了谢恩外，最主要的是极力自夸，表达自己想进一步获得“南宫专对”的愿望。
刘师培是什么样的人，袁世凯心知肚明。这种人毫无实际政治活动的能力，简直书呆子一个，袁世凯绝不允许他担任具体工作。但刘师培并非没有利用价值，袁世凯可以借刘的名气和文笔为自己的复辟帝制收买人心、宣传造势。为笼络刘师培，袁世凯任命他署参政院参政。不久，袁世凯又授于他上大夫。
这一回刘师培算是彻底“栽”了。他自认为遇见了明主，于是心甘情愿地为袁世凯卖命。他先是参与筹安会，列名于“六君子”当中。然而，他又觉得筹安会第四把交椅的位子
（前三位是杨度、孙毓筠、严复）
于他而言有些屈才，于是又创办《中国学报》，大肆传播复辟言论。一时间刘师培也成了洪宪帝制闹剧中的风云人物——
不但有一个参政的头衔，而且有“国师”与“莽大夫”的雅号
（单独主持着一个《中国学报》）
。刘公馆不但“
楼馆壮丽
”，而且有“
军士数十人握枪环守之
”，每当刘师培回府之际，车子刚到胡同口，守卫士兵就要举枪高喊：“刘参政回来了！”此呼声“
自胡同口一直到公馆大门口，声声相接，刘夫人何震则在楼上凭栏以目迎之，如是者日以为常
”。这记载可能会有一些漫画式的夸张成分，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洪宪帝制中的北京一景呢？
洪宪帝制仅维持了83天便寿终正寝。树倒猢狲散，刘师培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又回到穷困潦倒的状态，而且为了躲避革命党人的清算，整日里东躲西藏、担惊受怕。
早知如此，何苦当初呢？
划过的流星
眼瞅着刘师培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章太炎懒得理他了。不过蔡元培还是蛮仗义的，1917年他入主北大，立即修书一封，聘请刘师培来校任教。
刘师培的学问功力确属一流，自从任教北大后，北大国文课的教学质量大为提高，就连蔡元培也得意地讲：
“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原原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而当时身为学生的冯友兰更是对刘师培赞不绝口：
“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可是刘师培毕竟是有过污点的人物，虽身为名牌大学的教授，可别人的白眼和指责却一直令他抬不起头。心情的郁闷更加重了他的肺病和糖尿病，身体每况愈下。11月20日，刘师培在北京和平医院病逝，时年36岁。
闻刘魂归道山，大多数人都拍手称快，仅有少数学者遗憾不已。其身后之落寞寂寥与生前之荣辱浮沉恰成鲜明对比。
张爱玲曾在小说里说：
“出名要趁早。”
好多人都将其奉为至理名言。然而，一个心智未全的人在突然暴得大名之后，是否依然能够谦虚低调、踏实做人？是否依然能掌控稳人生之舵？这似乎很难。翻遍历史，少年得志而变得轻狂无羁之辈比比皆是，刘师培便是最好的例证。20岁时，他已是众星捧月，升至高巅，却在一片叫好声中失去方向，走向极端，于是一再失足，跌入深渊，不能回头。可怜？可惜？可悲？可叹？还是蔡元培的一段心声最为精到：
“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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