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很中肯

 

由于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便急速进行。

 

1951年底，因毛泽东对山西省委和东北局农业合作化表示支持，实际已发出了合作化运动的信号，各地便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到1952年底，在“老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农户、“新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这一运动中，单干农民受到打击，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不少地方以强迫命令，一些地方甚至以惩罚、胁迫性手段强迫农民加入互助组。随着运动的发展，互助组也开始被干部轻视，认为“越大越好”、“越社会化越好”，许多地方开始不顾条件地办社甚至办“大社”，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这种不顾农民利益、违背自愿原则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出现杀、卖牲口，砍树杀猪，吃光喝光等现象。

 

农村的这些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3月发出《关于缩减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其中指出：“目前无论在老区或新区，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原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几份文件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反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做了大量工作，多次批评急躁冒进倾向，系统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复中宣部函的草稿》中指出当前一般地提“反对剥削”“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今天，中国还允许私有的情况下，剥削行为是难于避免的，甚至有些剥削，只要不过分，也是应该允许合法存在的。我们今天不能提反对剥削的口号，只能对剥削在政策上加以限制。盲目地反对剥削，其结果不仅不能克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相反还会助长这种思想的发展”。到这年9月，“反冒进”基本结束，整顿了一些互助组、合作社，稳定了农民情绪，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但时隔仅仅一个月，毛泽东对这次“反冒进”极为不满，于10月、11月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提出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他认为“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所谓“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他明确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三万二千多个，到1957年可发展到七十多万个，甚至一百多万个，“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反冒进”成果付诸东流，农村又兴起“摊派”式的合作化运动，农业再度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对农业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实际条件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巩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7月《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对邓子恢作了严厉批判，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倾”。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从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又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

 

历史证明，刘少奇等人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和警惕极富先见之明。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惧怕个体农户、农业经济的发展，幻想不经过市场经济，并且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靠外在的权力就能将农民“联合”起来。在这个“村社”中没有私有财产，但农民只能被紧紧地束缚在这个“村社”中，甚至连种何种农作物的自由都没有，一切都由上面计划规定。几年后更极端的人民公社运动实际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合作化运动的必然发展。由于没有最基本的自主权，所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破坏，这便是以后几十年农业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

 

在对农村进行合作化运动的同时，对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逐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