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潜伏台湾始末

老郑第一次落网

 

　　讽刺的是，就在台湾地下党最高部门发出这项指示不久，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那幢日式平房里，被保密局特务趁着夜暗被逮个正着。时间是1950年1月1日深夜，距离台湾地下党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建议1950年4月最为适当攻台时机点，尚有三个月。

 

　　1950年1月1日深夜，当老郑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26号逮捕时，即使负责抓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也还没搞清爽，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第一次讯问老郑时，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坦承：“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这一点足证，国民党当局在面对地下党的渗透时，他们手头掌握的情报是何其单薄有限。就因为谷正文不晓得老郑的真正身份，不晓得老郑的重要性，才会发生让蔡孝乾脱逃的事件。

 

　　保密局真正发觉老郑真实身份，以及他的党职——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在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被捕以后，才晓得老郑就是蔡孝乾，蔡孝乾就是地下党第一号领导人。

 

　　曾任情报局局长，事后担任蔡孝乾顶头上司的叶翔之（情报局是保密局的后继单位），对蔡孝乾政治经历作了如下简介：蔡孝乾先生，在日人占据台湾时期，即参加共党组织。1928年担任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1932年进入中共江西苏区，任“中央苏区” 反帝总同盟主任；1934年，朱毛红军在我国军围剿下撤离苏区时，随中共红一方面军西窜，1935年抵达陕北苏区；1936年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1937年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1946年任中共台湾省委书记……

 

　　蔡孝乾是惟一参加过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有关蔡孝乾的传奇故事，在他尔后坦白供承的回忆中（按：蔡孝乾的供词，后来整理成他的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有非常完整的交代。他早年的政治生活，与台湾共产党创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根据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的档案资料显示，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成立于上海，初期主要成员以旅沪青年为骨干，中央委员有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以林木顺为书记。

 

　　1928年8月，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分子，蔡孝乾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在岛内无以容身，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在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为生活与掩护，起初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教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彪率领的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红军占领漳州后第五天，中共地下党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请蔡一块去江西苏区。蔡孝乾说，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李文堂为蔡孝乾介绍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这样，蔡孝乾成为红军政治部的一员，并且使用在上海台共时期的化名“蔡乾”参加政治活动。1932年6月中旬，在福建汀州，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了蔡孝乾，并与1924年在上海大学教俄文的老师任弼时重别重逢。在与周恩来共处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交代蔡孝乾翻译两本日文书，一本关于列宁，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学写的书。

 

　　蔡孝乾对精明干练的周恩来作了贴身观察。他说，周恩来从1931年12月抵达江西苏区，在此之前，他除了在法国支部有时间进修，回国之后，工作繁忙，又置身危险的白区，他不可能随身携带马克思主义着作。直到进入江西苏区，周恩来总算可以在百忙当中，抽空阅览各种理论着作。所以，他急于要蔡孝乾帮他翻译佐野学着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

 

　　蔡孝乾在与周恩来共处的时光中，发觉了这位未来共和国总理的许多优点。他说，周恩来是个学识广博、思考缜密的人，他也是一个善于随风转舵、擅长纵横捭阖的人。蔡孝乾回忆，1936年9月，他被调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属下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城。周恩来那时是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有一天，周恩来主持“白军工作会议”，出席的人有叶剑英（工作对象是张学良、杨虎城），张浩（工作对象是马鸿宾、马步芳），参加那天会议的还有李克农、张经武、边章伍等人，会议进行一半，电话铃声响起，周恩来接起电话，是前线一位司令员打来的，周恩来以严肃而中肯的言词，说服这位前线司令员，要他尽可能避免动干戈，尽量用政治争取。周恩来随即用这个例子，在会议上要大家注意，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打一下，并不表示对方已经翻脸或破坏协定，这种情况要小心灵活运用。在不伤大局的前提下，退让一下，让对方占些便宜，眼前虽然吃亏，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孤立主要敌人，这样做才是合算的。

 

　　在蔡孝乾与周恩来愈来愈熟稔，并且进入江西苏区的时刻，周恩来在党内地位也节节升高，他是中共中央局排名第一的委员，其次才是项英、毛泽东，周恩来担任书记，组织部长任弼时分担起苏区中央局日常工作任务。在任弼时的安排下，蔡孝乾和他的一群台湾朋友，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然而，蔡孝乾也细心地发现，毛泽东此时虽然失势，但中共中央的财政大权似仍掌握在毛家手中。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一天下午，蔡孝乾一群朋友遇见了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他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见蔡孝乾一群台湾来的同志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便跳下马来，叫蔡孝乾和朋友们轮流骑马，蔡孝乾客气推辞，毛泽民坚持要他们骑。

 

　　进入江西苏区以后，蔡孝乾和毛家兄弟都成了好友。

 

　　1932年6月23日，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潭，这时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蔡孝乾、胡耀邦和毛泽潭经常聊天聊到深夜，毛泽潭很恨在江西省委任内，被指摘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谈起此事，动辄痛哭流涕，怨愤不已。毛泽东的太太贺子珍时常差遣妹妹贺懿送些炒辣椒或者鸡蛋给毛泽潭，以示关怀。毛泽潭总是把嫂子送来的东西，与蔡孝乾、胡耀邦一块分享。

 

　　蔡孝乾回忆，毛泽潭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闲时总是找胡耀邦下象棋，或者看小说。蔡孝乾发现，毛泽潭受乃兄影响很深，在谈话中常常夸耀在打土豪和游击战行动中，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锦囊妙计于实际的工作中。

 

　　和其他台湾籍共产党人最大的不同，也是他最大的资产，蔡孝乾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项资历，通常被当成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项基本条件。也因为蔡孝乾通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淬链，同时也在长征的过程中，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蔡某才得以脱颖而出，当上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

 

　　蔡孝乾的回忆录，细腻描述了长征中参与中央纵队的实况，“……依军委的命令，我和罗椊铭、陈云洲三人到中央纵队政治部工作……中央纵队区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红军大学、两个步兵学校和政治保卫局的警卫团。两个步兵学校的学员合编为干部团，团长陈赓；红军大学的学员编为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第二梯队包括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野战总医院以及一个由医生、护士和一百二十副担架队组成的医疗队。整个中央纵队由叶剑英指挥…”

 

　　蔡孝乾目睹了红军惨烈的渡湘江战役，此役，红军为了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纵队冲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国军加强了兵力和火力，轮番冲击，并不断地以小部队迂回红军。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已经丢失了，有的山头是在全部队伍伤亡之后才被国军占领的。伤亡越来越增加。伤员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军委的电报频频地传来……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红五师‘继续坚持’。红五师已经顽抗了整整两天，中央纵队还在渡江。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阵亡了，另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伤了，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更多……正当太阳已经西沉，天色渐渐近暮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中央纵队已全部渡过了湘江。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在后面担负掩护任务的红八军团的一个建制师，距离渡河点还有四十里，他们一面抵抗国军追击，一面拚命地往渡河点奔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师就被歼灭于湘江边……”

 

　　穿越草地，已经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险困苦的一个阶段，中共党政军人员在途中大量死亡。凭着毅力与几分运气，蔡孝乾追随大部队，完成长征壮举，最后来到了陕北。

 

　　历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艰苦的八年抗战，194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与当地负责同志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后，从华东局商调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并委派张志忠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

 

　　1946年2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人员齐备，训练完成，“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地下党组织）于1946年3月正式成立。1946年4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赴台北展开活动。

 

　　三个月后，1946年7月，蔡孝乾也搭船抵达台湾，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在台湾运作，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的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