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

　　据中共中央5月底开始对外宣布的数字，这个时候“全国捕人一百五十万，其中已杀五十万”。①而事实上，各地所捕的人犯中，即使依据新标准，也还有大批要处决。饶漱石就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华东在押的26万人犯中，年内至少还要杀掉30000多人。【58】而南京市委在毛泽东前一阶段全力督促下已经制定了多杀的计划，“已杀和预定今年内要杀的人数，将超过一般城市杀人千分之点五的标准，而达人口千分之一之数。”②且饶漱石亦明确告诉中央称：“华东各地大城市镇反工作开展不久，群众痛恨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的城市恶霸、大流氓、匪首、惯匪尚多未捕未杀……有的还敢用放火、杀人、破坏等手段威胁群众（如吴蕴初工厂于大逮捕后被反革命放火烧掉，我本人在大逮捕后即连续接到几次附上子弹的威胁信件等）。”所以华东各大中城市停止逮捕的时间还应展期。③ 

 

另外一方面，各地随后也提出了所谓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华北局即报告称：其所辖“各县区镇压反革命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确已完满地完成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但有的地方仍有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甚至在积极破坏。至于根本未进行镇反工作，群众完全未发动起来的村庄，也是有的”【59】（第一一四期，1951年7月14日，p10）。“静海在镇压反革命后，仍有十六个村庄不抓不杀就不能突破。嘉祥有百分之三十的村庄，还未发动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博爱尚有百分四十的村庄，对反革命打击不够狠或很少打击，反革命分子仍在顽抗。像这样捕杀不足的地方，如不继续发动群众，严厉镇压反革命，干部和群众自不会也不应满意。”【60】（第一一四期，1951年7月14日，p11）特别是像西南地区，因为1951年上半年才陆续开始实行土改，杀地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严格限制杀人比例也完全没有可能性。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用华北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59】为此，一向高度重视群众情绪的毛泽东，又不能不转而发出指示强调：“‘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60】（第一一四期，1951年7月14日，p12） 

 

　　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及中共中央相关指示传达后，大捕大杀的风潮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从以后的情况看，大规模捕人杀人事实上仍在继续，只是宣传上不再大张旗鼓了。仅以华东地区为例， 1951年5月统计的数字是，捕人犯358000余名，处决100840余名。10月的统计数字已成为：捕468385名，处决139435名。由此可知，自5月之后的4个月里，华东方面又捕了110000人，并又处决了将近40000人。  

 

　　此后，虽然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镇反”运动一度让位给自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但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展开过新一轮的“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就又捕了71128名，处决了10727名。并且该地区还进一步部署了第三阶段“镇反”工作，要求再捕55000人，处决12279人。以华东第一阶段“镇反”处决139435人即已达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九四的比例来看，可知三个阶段下来，其被处决人数注定要大大突破千分之一的比例了。【61】在这里，杀人较少的如山东省，第一期镇反结束后，事实上也突破了省委想要控制的不超过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达到了千分之零点五二的水平。【54】 

 

　　而中南局属下原本已捕杀较多的江西省，第一期镇反处决了17699人，关了26232人，管了20091人：第二期死刑7402人，缓刑532人，关了5954人，管了14013人，病亡及自杀了767人：第三期又处决了1019人，关了13697人，管了4985人。三期镇反合计处决掉25588人，判刑46425人，管制39089人。①以江西省当时人口1600万人②计算的话，其处决人犯的比例也已经突破千分之一点五的最高限度，相当于千分之一点六的水平了。而靠近沿海前线的福建省，则更是破纪录地创造了千分之二点四的处决人犯比例。【61】 

 

　　严格地说，“镇反”中杀人、捕人，多少还有一些授权的限制。即使在1951年6月以前杀人权实际上被下放到县一级，但至少在形式上还要交由上一级机关来审定，当事人或群众还不能过分随意定夺。而杀、关、管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管制的确定，在农村地区，由于基本上靠当地干部甚或群众掌握，情况就更是严重失控了。在许多地区，尽管中共中央规定被管制的人数比例不应超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实际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大大突破了这一比例。 

 

　　以四川温江县隆平乡为例，据报：“全乡共管制216人，其中一个村就有76人……有道徒13人，流氓25人，地主13人，反革命家属8人，被清洗农会干部5人（地主代理人），小偷5人，其他7人（还有个别与地主放过鸭子的也管起来了）。”不仅如此，被管制人员还被编为劳改队，被派去从事重体力劳动，如修操场、代耕等等。一些村子的“被管制的人均挨过打”。【24】（建西001/461/22）

 

　　贵州农村的情况更甚。据新华社记者1953年初报道：“贵州省农村中群众管制坏分子的面宽、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区严重的混乱现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经过有关公安部门审查、批准，许多都是由群众或工作组干部说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属，一般都是全家大小一律管，部分地区将小偷、游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来。紫云县四区德兴乡二村共有三百十户，居民一千六百二十七人，管制了二十三户（均全家管）一五○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中央规定（千分之三）的三十倍。个别极其严重的如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占该乡总人口的二分之一。独山县基长乡全乡人口八三六一人，共管制四五六人，去年十二月经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厅检查结果，仅十一人符合管制条件，不该管而管的四五四人。紫云县一区松山镇五村，农协主席梁秀清贪污银元一元半，自己说出后，即被该村工作组员陆光美宣布开除农会，管制起来。该县四区德兴乡一被开除的青年团员，因一次在馆子里跟地主同桌吃饭（各自付钱）被管制。紫云县二区四村农民班长元两夫妻打架，被工作组宣布管制一年。独山基长乡平定村罗登云，年已七十八岁，不能行动，亦无反革命活动，仅因其一九二六年曾当过一年伪区长而被当作主要管制对象。”【47】（1953年4月13日）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③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考虑到像上海等城市只处决了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左右，南京这样被要求多杀的城市也只处决了总人口的千分之一④，可知农村地区被处决的人数最多，许多地方早已大大突破了千分之一点五，一些省区且已超过千分之二的水平了。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⑤同样的情况，比较上述贵州农村的管制情况，亦可知其所谓管制数小于判刑数的统计，也未必十分准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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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M】. 

　　【18】毛泽东.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次指示的批语（1950年12月30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 

　　【19】毛泽东.关于同意黄克诚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的报告（1951年1月4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20】毛泽东.中央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给中南局的电报（1951年1月21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21】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22】毛泽东.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1951年1月21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23】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西北局的指示（1951年2月7日）【A】.刘少奇建国以来文稿：第三册【M】. 

　　【24】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1951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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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毛泽东.转发罗瑞卿考察广东、广西、江西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951年2月25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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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1951年4月7日）【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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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华东区公安部关于贯彻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计划（1952年11月24日）【R】. 

 

（文章来源：《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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