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翻案”与“麻雀遭难”的内在联系

成车的麻雀被作为“一日战果”战利品送上除“四害”展览

 

 

 

麻雀与曹操，本不搭界，但在20世纪50年代，二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却一度突成不大小的“热点问题”。现在回观这幕二者荣辱殊途的悲喜剧，仍使人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

 

俗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毛泽东曾将“解剖麻雀”作为由“特殊”了解“一般”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加以推荐。但在五十年代却曾真地兴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使麻雀痛遭“浩劫”。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薛攀皋先生在《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一文中，详述了这段荒诞不堪的历史，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育、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而上海市决定12月13日是全市统一打麻雀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 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仅这一天，上海就消灭麻雀194432只！（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1997年9月30日《文汇报》）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不及。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