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爆发的冲突

 

梁漱溟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

 

 

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其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看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曾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但梁漱溟在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出供国会讨论时，却未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当时有一个参加和谈调停的东北无党派人士莫德惠提出，可以承认当时已被中共所控制的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东北共产党军队驻地，但东北铁路沿线共41个县，20个县在共产党方面，21个县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政府可以派县长带警察去接收共产党所控的那20个县的政权，以达到全铁路线的行政统一。莫认为，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这可以照顾到共产党方面。这样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梁漱溟考虑时间紧迫，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民盟的名义，拟写三份提案，一份送给马歇尔，一份送给国民党政府，一份送给共产党代表团。共产党的这份是梁漱溟亲自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周看后，面色骤变。梁要解释，周忙用手拦住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周还问梁：“我们彼此商量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今天为何失信？”梁无言可答，只好立即收回提案，并让人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处也拿回另两份。这成为冲突的第三支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梁到新政府工作。梁考虑自己一直是以第三方人士调停国共争端，今后大局如有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而如果进入新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说法的机会。故他拒绝了毛的邀请：“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遂有不悦之意。这是第四支伏笔。

 

建国初期，毛知道梁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解放区农村考察，没有想到梁考察回来后，即向毛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他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并不以为然。他一直是以“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来评论自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以后，梁和毛几乎每隔一二个月就会见一次面，深谈一次，类似的问题提了不少。这大概是第五支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