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震遭批判后撤职离开新疆内幕

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批评

 

　　新疆分局5月26日的指示是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上述指示相抵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并西北局：“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请张邦英、高锦纯、饶正锡、包尔汉、赛福鼎、王恩茂六同志即乘飞机来京参加中央会议。新疆分局日常工作暂由邓力群代理，南疆工作由高峰暂代。”

 

　　6月18日，新疆分局为及时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委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已捕入中，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继续牧区镇反工作的党委，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迅速传达，坚决执行。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6月28日，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在会上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又说，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其他人的发言，也都严厉批评了新疆分局和王震的错误。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他说，我以忠诚老实和坚毅性做人民的长工。对所有批评都采取欢迎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了的、过分了的，引以为戒；对自己严，对人宽。当时，他对有些同志的批评是难以接受的，如说“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但也无可奈何。会后，王震曾和秘书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散心。在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开会，王震从不游山逛景，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这次来到北京，王震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曾见过毛泽东。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必武）老那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批判过了头

 

　　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书记张宗逊、刘格平等西北局领导参加了会议。

 

　　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制定了“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与穷苦牧民的生活”的牧区工作总方针，和“坚决保护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但对王震和新疆分局错误的批判，却不是实事求是的。

 

　　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作了《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两年多来新疆分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地区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牧业地区社会秩序基本安定；各族人民的团结日益增强和巩固；发动了群众，在约三分之一的乡村，树立了农民的优势，广大农民群众有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除由关内和部队中抽派大批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外，还培养了1.6万多名本地干部，发展了近1000名本地民族党员和1.2万名青年团员。

 

　　会议批评了新疆分局的工作，不适当地夸大了新疆工作中的错误（多达7个方面）。而对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这样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同时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到1952年4月初为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震和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在发生在1952年5月。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是牧区工作中的错误，并提出一些与西北局、中共中央不同的意见。新疆分局5月22日、25日给中央的两次电报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即使提出的意见不正确也不能算错误。5月26日指示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当中央指出其错误后，新疆分局立即予以纠正。

 

　　但是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有人竟就两年多工农业建设中的重大成绩非难王震说：“你们在这里开荒，在那里建厂，人家民族的人民怎么看，这还不是殖民地？把我们民族当做你们汉人的殖民地！”对于进疆部队节衣缩食、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有人不但不予鼓励，反而严厉指责：我考察了，你们讲这个好那个好，可是现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像部队，军官不像军官、战士不像战士，衣服都没得换洗，衬衫都不够穿。甚至完全否定了剿灭鸟斯满匪帮这样重大的成绩，竟说应该用金钱收买政策，而不应该武装消灭：“你们花这么大力气才把乌斯满消灭掉，在甘肃也有土匪，我们花了两百个亿（按：指旧币，是现在的200万），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好像根本忘记了：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收买过来，他觉得对他有利了，就跟着你；一旦要求满足不了，他就又背叛了……

 

　　应该说，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对牧区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如确立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正确评价，对王震的处理有失公正，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给以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随后，财经工作检查团到新疆检查工作。检查团几乎是全盘否定了新疆的财经工作。有人竟把军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屯垦、节衣缩食兴办工厂，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

 

　　195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对部队和地方举办的各项工矿、交通和水利工程进行检查和整顿”，其原则是：“办得完全对的继续办好，该缩减的妥善缩减，该缓办的缓办，该停办的停办，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

 

　　中央的这一指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办、停、缓”的整顿方针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似乎是停得愈多愈好，缓得愈多愈好，办得愈少愈好，甚至都办不成也无所谓。结果不该停的，停了；不该缓的，缓了；该办的，不敢办或不敢大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顿时被一阵风暴吹散了。经过这一曲折，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