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回忆录：八路军曾活剐战俘

    历史研究之荒谬

    

回忆录说，“四清”时期，每次进城开会，都要去看看历史学家黎澍，因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指示，特别是有关历史方面的指示。例如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这分明是批评范文澜和翦伯赞的，因为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被迫对农民让步，总要采取一些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向前进步，汉唐初期的盛世就是这样来的。 

 

而毛泽东根据解放区土改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的事实，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乃至一切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都只有仇恨与斗争，不可能有让步与妥协。这是他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发展，再往后就发展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黎澍在私下谈到这个问题时，不住地摇头，大声说道：“他老人家为什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呢？没有让步能有统一战线吗？”李新也认为：“大跃进饿死了人，农民有意见，他老人家还是让步了，连食堂也不坚持了。看来世界上天天有斗争，也天天有让步，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他们对最高领导的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又感到忧虑，当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已经够紧了，如果再绷紧一点，岂不要绷断了？ 

 

接着，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从北京回来，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者搞“新四史”（家史、村史、公社史、工厂史），并严厉批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指示。刘大年对毛泽东很崇敬，但对如何搞“四史”也很茫然。以张掖来说，虽然接触到不少贫下中农的家史、村史和公社史，但这些材料怎样写进书里去呢？如果让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可现在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四清”中查出来的种种材料能如实写出来吗？高明的历史学家如刘大年，对此也是摇头叹息、一筹莫展。  

 

    如以前李新所编的《中国心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遇到平江起义，彭德怀的名字不写，连滕代远、黄公略也略去了。到了八路军，只写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不写，新四军只写军长叶挺，忽略副军长项英。有人说编者“用心良苦”，可作者自认为心是苦的，也是良的，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出来的新中国，书写历史竟是这样困难呢？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了今天这种情形呢？

    

     为红四方面军抱不平

    

过去教党史，知道西路军是在高台地区被马家军打败的，现在来到了位于张掖的高台地区，当地还有不少当年失散下来的红军，作者就做了一番实地考察。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军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东征。东征军虽然对阎锡山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却招致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红军便称为西路军。他们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事的，决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释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还有中共中央的决定。作者考察时，对其中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到80年代才搞清楚。但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可以想见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情形。 

 

    在作者弄明白了这次战斗的时间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后，又让人心中极为愤懑。《毛选》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这样写的：“为敌人吓到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竟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失败呢？很显然，这时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作者在60年代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西路军都是按照这些指示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的失败算在张国焘头上呢？尽管张国焘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还有两万多西路军战士呢！党内斗争如此复杂而残酷无情，此时才有所领悟，发人浩叹。（原载《湘声报》）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