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谢韬：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反思 >> 阅读
谢韬：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反思
作者简介：谢韬，四川自贡人。1921年生，2010年8月25日因病去世。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文。（另：李慎之简介：1923年8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2003年4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去逝。）
摘要：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这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六十年。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他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代，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的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诚）做职员，逐步升任经理。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自流井（今自贡市）。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19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夸奖她这个兄弟。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还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李慎之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同年月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什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中国：此地人傻，钱好赚，速来
- 下一篇：台湾的青年自觉运动与社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