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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反思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璋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6条胡同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来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
1960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我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过了半年光景，“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做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
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们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定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绝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他是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
1976年“红太阳”终于落山。“四人帮”就擒。“文革”不宣而止。
那时候李慎之被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经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皇亭子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
1980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9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年离休。我在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年秋就离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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