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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青年自觉运动与社会转型
导读：青年自觉运动其实是“有疾而终”的。1966年5月，中国大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同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在蒋介石的号召下，一场盛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正式展开，用以对抗文革。
这几年，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和关于大陆的新闻报道不断增加，一些关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也透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台湾，其中，“公德”、“修养”与“文明”，是不少台湾民众和媒体喜欢议论的话题。
每次拜读这些作品，我都回想起台湾曾经到处竖立、张贴的标语“请勿随地吐痰、随地便溺”等各式各样提倡公德和“精神文明”的口号。这也让我反复思考：台湾社会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公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谈到“公德”或“德性”等问题，很多人是从个人如何“自觉”、如何“服从规范”出发，这样的角度并非全错，不过却有“见树不见林”之憾。为什么在有些社会里，人们做得到“自觉”，有的社会不行？“规范”是谁制定、如何制定的、哪些人需要遵守？生硬的“规范”与社会实际是否合拍，现实社会到底在鼓励怎样的德性？不彻底追问这些问题，泛泛地空谈“公德”或“德性”，终将归于虚无缥缈，或是八股官腔。
从台湾历史来看，过去关于“公德”、“伦理”的讨论与实践中，往往充满了官方与民间角力的痕迹，只不过，这段历史久已被人们淡忘，值得深入挖掘。
力所不及的伦理教育
在蒋介石版本的“三民主义”之中，“伦理”被摆到“思想本质”的高度，其中一个因素是为了“反共抗俄”。对蒋介石来说，为了对抗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共政权，“继承中华文化道统”、“恢复固有道德”、“宣扬三民主义”和“效忠领袖”是反攻大业的重要法宝，蒋介石的文告和各种讲话、著作之中，无不贯穿这类言论与思想。
在这种“基本国策”下，国民党当局陆续推动“文化改造运动”（1952年）、“文化清洁运动”（1954年）和“战斗文艺运动”（1955年）等，一方面确立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反共抗俄”的精神武器，希望由上到下，全面地进行社会教育和动员，另一方面当然也有统一思想、整顿文坛、控制言论的用意。“赤色的毒”、“黄色的害”和“黑色的罪”（揭发社会黑幕的报道、作品），正是这些运动要铲除的对象。
台湾教育当局则一直高度重视“公德”和“伦理”教育，小学生要上“生活与伦理”课，中学生要读“公民与道德”，学期结束当然还要考试。高中生读的“三民主义”当中，也有很多关于民族道德、伦理教育的内容。此外，不管是军事集训，还是劳动服务，都是推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环节。
在不断的运动、持续的教育和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国民党当局想要达成的“改革社会风气”、“精神动员”、“明礼尚义”等目标，却始终无法真正达成。官方的言论和社会的现实，也始终存在着差距，甚至有日见加深的趋势。
震撼台湾校园的两篇文章
1963年5月，一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基督徒学生狄仁华（笔名），即将结束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中国文史哲的“特别生”生活时，有感于他在台两年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人情味与公德心》的文章，投到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竟引起强烈回响。
狄仁华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很尊敬中国文明而且很喜欢中国人”，“欠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的债，无法还清”，但他作为一个外来者，想比较客观地谈谈当时台湾社会的“矛盾与危险”——富有人情味却缺乏公德心。
狄仁华在台湾求学和生活中，亲见“将来要居中国指挥地位”的大学生们，没有排队习惯，考试舞弊，借用他人的廉价车票，住宿生不遵守生活公约等等。而这些自私的行为，却会伤害公众，也就是那些看似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们的利益。
他痛陈道，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些自私或违反规范的行为“虽然害了别人，但因为受害的人不是熟人，所以一点儿都没有自觉有罪”，他质问：“良心麻木的一代能不能尊敬法律，能不能实行法治？”“人情味是中国的一个光荣，但如果人情味侵害法律的范围，就会毒害国家！”狄仁华提出，希望中国青年发起一场提高公德心的运动。
在狄仁华文章刊出前，法律学者俞叔平也在台大的演讲中谈他的“游德观感”，批评台湾学生“以留学为光荣”、为留学而读书的观念。他还指出，和台湾相比，德国的学生“非常俭约而富于朝气”，德国人靠各人能力谋生，没工夫也不需要应酬敷衍。台湾却酬酢频繁，还有所谓礼品店，都是为了“敷衍人情，要求他人破格作弊”。俞叔平批评道，台北有许多酒家，”酒家女郎是商人麻醉公务员的麻醉剂，在办公室里谈不了的事情，在酒家里一定可以解决”。俞叔平的演讲记录，同样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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