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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反思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我作为记者，按照报馆的安排，访问过许多民主人士。在访问胡风的时候，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他在反动统治下如此公开表示和共产党站在一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与他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只是在成都与我一同组织“现实学社“的好友方然，与他熟识，我曾通过方然的关系，到他家约他为《新华日报》写稿。
那时候常能遇见周恩来，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有一次我回到报馆门口，正好他乘车出门，在车上看见我，特意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
1946年夏，周恩来带着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南京、上海，李慎之跟随去上海参与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我仍然留在重庆新华日报。
这时候，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吴玉章任省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由他直接领导。
1946年初在重庆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国民党内的极端反动势力推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的公开机关遭到驱逐，先后撤到延安。在延安，我与慎之再次相逢。我俩都被分配到新华社总社工作，慎之在国际部，部主任是吴冷西。我在国统区部，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刘少奇和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新华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随中央工委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新华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过五六平方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程超过150里。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社从晋西临县转移到太行山武安县的冶陶镇，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我和李慎之在那里参加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查思想立场）。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查上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
半年整党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专制政权竟以料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接管政权。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设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同年8月我从新华社调到了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担负“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起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负责人。1954年12月我被评为教授。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
1949年进城以后，李慎之仍在新华社总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
1955年和1957年两人先后遭难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么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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